古代是什么人记录皇帝的一切言论行为?
从两汉开始,朝廷就设置了“起居郎”这个官职。这个官职的任务就是记录皇帝的言行,无论大事小情,善行劣迹统统记录,以备后人修史之用,这个记录文书就称为“起居注”。按规矩,皇帝对“起居注”的内容是不能过问的,所以历代皇帝都对“起居注”放心不下,生怕自己那些不光彩的事被记录下来。而担任“起居郎”这个官职的人,一般都享有正直果敢、敢于碰硬的社会声誉。可见,起居郎不是个什么好差事,是一个风险极大的官职,倘若遇到开明的皇帝还好说,若是遇到昏庸或残暴的君主,下场可就不甚美妙了。
《大唐新语.卷三》记载,唐贞观年间,褚遂良担任起居郎。一日,太宗问遂良:“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唐太宗的意思是说,你执掌记录起居注,都记录了我什么事?我这个当君主的能大概看一下吗?褚遂良当即严词拒绝,说:“今之起居注,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其意为,今天的起居注,与古时的左、右史一样,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并且善举恶行统统记录,作为前车之鉴,以约束君主不说非法的话,不做非法的事。至于皇帝要亲自看起居注,这是没有先例的。
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意思是,如果我有不好的举止,爱卿也一定会记录吗?褚遂良答道:“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褚遂良回答得很硬气,遵守道理不如遵守为官的职责,臣的职责就是记录君主的言行,无论君主有任何举动,臣都是要记录的。好在唐太宗是英明之君,对褚遂良有拂龙意的回答没有计较。而且,后来唐太宗在临终前,还将他委任为托孤辅政大臣之一。正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任用正直敢言的官员,才使“贞观之治”的形成有了必要的条件,并为有唐一代的开明政治奠定了基础。
到了宋代就不行了。赵家皇帝是靠兵变谋得政权的,所以,人心未顺,根基不稳,时刻都要绷紧神精。他们最怕有人说他们的不好,故对“起居注”格外关心,不但要审查所记的内容,还让起居郎按照他们的意思来作记录,要是不听话,就治你的罪。北宋时期,有个影响很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其首领黄庭坚,早年曾担任过起居舍人,参加了编写《神宗实录》。因为年轻气盛,想效法唐人,把宋神宗的言行,无论善恶皆加以记录,结果得罪了皇帝,遭受到政治迫害,被贬谪到荒蛮的南方。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敢放言国是,所作诗篇,大抵描摹山水,题咏书画,兴趣都落在花草树木,禽鸟鱼虫上面了。有宋一代的诗歌与唐代诗歌恢弘大气的风格不同,缺乏深度,弱于气象,这与赵家皇帝的心胸气度是直接相关的。
看来,诗歌的命运走向与起居郎的命运走向一样,在心胸不同的皇帝当政时期,其命运走向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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