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慶曆新政”的失敗 皇室家族勢力的制約
范仲淹在宋真宗時代進士及第,開始為官生涯。宋真宗也許因為自己的登基過程比較驚險,因此,當了皇帝之後,經常私心膨脹,以圖彰顯自己的地位,例如他過於信佛信道,偽造“天書”,大搞封禪等。大致説來,中國歷史上凡是過於信佛信道的皇帝,都不能算一個好皇帝。古人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説,皇帝但凡私心私慾公開顯露,一定會形成逢迎的趨勢。好皇帝的標準基本上是私心私慾能夠受到大臣的控制。但是,宋真宗時代沒有做到。雖説宋朝的“祖宗家法”要求公心為上,但實踐起來也並非一帆風順,宋真宗朝算是一個典型,尤其是宋真宗寵信劉皇后,開了宋朝後妃干政的先例,差點釀成第二個武則天,這在前面的章節已經説過,這裏要強調一下,它也是導致范仲淹新政失敗的深遠原因。宋真宗死後,劉皇后成為劉太后,宋仁宗年幼繼位,劉太后大權獨攬,垂簾聽政十多年,宋仁宗已經成人,劉太后遲遲不願歸政,直到劉太后65歲時病死,24歲的宋仁宗才擺脱了“兒皇帝”的命運。太后干政,有做女皇的野心,遲遲不願歸政於長大成人的皇帝,在中國古代政治中,是不合常理的狀態,必然要遭到大臣乃至社會的反對。如果反對成功,那就是合理的制度戰勝了私心,如果反對不成功,那就是私心私慾佔據了主導地位。宋真宗的私心私慾導致了劉太后干政,像劉太后這樣有權利慾的“女主幹政”,要得到實施和維持,一定需要幫手。因此,劉太后擅權的結果是,朝廷中同樣有私心逢迎劉太后的“小人”得勢。而這些“小人”政治的結果,一方面成為范仲淹新政的改革對象之一,另一方面也成為范仲淹新政的一個重要障礙。
范仲淹推行“慶曆新政”在劉太后病死後10年,劉太后遺留下的“小人”政治後果還在,隊伍也沒有完全清理。雖然科舉制度是全面地選拔人才,但是,形成培養人才的普遍教育體系,卻從范仲淹開始建立。因此,在“慶曆新政”中,范仲淹所遭受的阻力,就來自於歐陽修所説的“小人黨”。當范仲淹以民本思想、“先憂後樂”被世人和後人讚頌的時候,他的對立面,顯然是一些更多隻想維護自己利益的小人。宋仁宗之所以沒有對范仲淹支持到底,也在於“小人黨”製造了范仲淹的骨幹隊伍結黨謀逆的假象,使得宋仁宗信以為真。所以,范仲淹“慶曆新政”的失敗,正是由於利益集團介入政治,導致趨炎附勢的小人當道。范仲淹主導“慶曆新政”的失敗,是利益集團政治佔據了上風,其中很大的原因來自於皇帝制度自身的缺陷,因為,皇帝制度賦予皇帝及其家族較大的特殊利益,再怎麼限制,皇帝家族的特殊利益總是存在。雖然我們説宋朝的政治理念是“超利益集團”、“天下為公”,但任何美好、善良的理念都不能保證不犯錯誤,因此,批評的確是應該存在的。對於現代社會來説,政府的自我批評大多隻是事發之後的“問責”、撤職、處分之類,在事情開始之時或進行之中,批評主要來自民間和媒體。我們一方面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苛求宋朝沒有在900多年前採取媒體輿論監督的做法,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在當今利益集團政治結構下,媒體很容易被利益集團控制,成為利益集團的工具,從而失去客觀公正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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