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的治國之道:克己欲抑己惡 舊兼新盡臣才
“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之一,文帝時期更是備受稱頌,司馬遷曾描繪這一時期的人民生活:“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社會安寧,政治清簡,人民安樂,生活幸福,儼然一幅桃源盛世圖。它的產生,司馬遷認為源於漢文帝本人“德至盛也”、“豈不仁哉”,是文帝的仁德落實到具體政事而孵化出清明祥和的治世。
克己欲以厚天下
史料記載,歷史上的仁君漢文帝有諸多嗜好。他好遊獵,有一段時期“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至於“一日再三出”,賈山曾為此切諫;他也好馳騁尋求刺激:“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倖。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袁盎一席帝王安危關係到國家社稷安定的話,讓文帝放棄了個人嗜好,虛心改正。後來有人獻千里馬 ,文帝“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並命令“省廄馬以賦縣傳”,減省御馬以供給普通郵遞。由此可見,賈山、袁盎的進諫不僅當時為漢文帝採納,而且此後為他自覺運用,在國家利益與個人嗜好之間,國家利益至高無上。
不但能克己以從善,更加難能可貴的是,漢文帝能抑己惡——控制一己之羞怒等負性情感——以從善。如過中渭橋驚輿馬事件,廷尉張釋之斷為“一人犯蹕,當罰金”,而因受驚嚇而惱怒不已的漢文帝認為處罰過輕,為之大怒,但當張釋之以法為準繩力爭後,“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良久”二字凸顯出文帝內心“私我”與“公法”鬥爭的程度,最終他卻能去掉帝王的尊嚴而遵從國法,承認張釋之裁斷正確。文帝可謂是以其仁善推及百姓的仁君,他真正履踐了儒家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的處事信條,以“仁”立身,以“仁”治民,以此為社會日臻於和諧打下堅實的基礎。
舊兼新以盡臣才
漢文帝做代王時,與長安諸大臣並無太多瓜葛,所以遽然被選中繼承帝位,驚疑交加的漢文帝登位伊始,親信從代地帶來的宋昌、張武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衞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宋昌領南北軍直接保證了京城與皇宮外圍的安全,張武為郎中令則使宮殿內的安全有保障。但是文帝作為一代賢君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並不以私心治國,最初的倚重並沒有成為一種用人傾向,宋昌、張武后來沒有成為權臣,而是各盡其才而已。
文帝朝除隨文帝從代地來的大臣外,不可忽視的勢力是高祖劉邦的一批老臣。就當時的情勢而論,陳平、周勃等高祖舊臣閲歷多、資歷長,身居要位,德高望重,為國家的穩定與前途計,非重用不可,所以“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周勃、陳平、灌嬰、張蒼先後被文帝任用為相。後來,張蒼因推算律歷失準和薦人失察而免相,文帝曾想改革用軍功臣的用人制度,《史記》載:
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但“念久之不可”,仍然用高帝時以勇健材力見長的申屠嘉為丞相。除此之外,如任季布為河東守,欒布為將軍,陸賈出使南越再建功勛,召田叔諮詢天下賢人,復孟舒為雲中守,可見文帝對高祖劉邦舊臣都能量才任用,人盡其才。
但漢文帝又不止於此。他登基的第一年(前179年),召賈誼為博士,第二年初,下詔舉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潁陰侯隨騎賈山上《至言》,博士賈誼上《積貯疏》,由此開始,漢文帝或通過舉賢良徵辟,或直接諮詢,或間接考察,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如賈誼由博士一年中升遷為太中大夫;晁錯由太常掌故,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再遷為博士,後拜為太子家令,後又因對策高第遷為中大夫;張釋之由謁者遷僕射、再拜公車令,由於彈劾太子、樑王不下司馬門,“文帝由是奇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馮唐因論將有味,文帝令他持節雲中復魏尚之職,“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文帝起用的這些人,其言行或職任對文帝朝政治、經濟、邊防、軍事可謂有巨大的影響。
班固《漢書·刑法志》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户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是對漢文帝朝刑法罕用的總結,同時於其中,我們更可見到文帝根據時代社會的特點,用人以舊兼新的特質。老臣“少文多質”以持重,穩定社會,致使吏治寬厚,與民休息;新人鋭意革新,明鏡高懸,文帝兼兩者而參之,取於時可用者有條不紊地先後採用,使大臣人盡其言,各盡其才。
懷與安以置諸侯
漢文帝常被認為在對待諸侯問題上至少錯誤有二:一是驕縱淮南王長、吳王濞等諸侯王,二是不能完全採納和貫徹賈誼、晁錯等人削藩的建議。其實這些都是不能體察文帝所處具體時代的浮泛之論。
漢文帝在位之時,正值匈奴強盛,假如文帝真對諸侯大動手腳,內憂與外困必然使國家風雨飄搖,所以匈奴問題使文帝必然只能懷柔諸侯。加之,文帝時高帝劉邦的老臣健在者不少,從文帝的一則詔書便可看出:“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衞尉足等十人四百户。”至於如陳平、周勃、灌嬰、夏侯嬰、陸賈等人更是身居重位且足智多謀。正是他們的合謀使呂后的陰謀不能得逞,同時也是他們使文帝得以由一偏藩諸侯成為九五之尊的皇帝,如何使這些人不至僭越也是文帝需要思考的問題。比如周勃因擁帝登位功高而被封為萬户侯,身居宰相之位,“朝罷趨出,意得甚”,因功高而得意之極的人難免會行為出軌,漢文帝需要用諸侯來制衡這些勢力強大的高帝舊臣。更有,當年高後死而呂產、呂祿之所以不敢立刻施行逆謀,也是因為內懼高帝老臣,外懼山東諸侯勢力。如此多的理由,文帝怎麼可能驟然一味削藩呢?
與此同時,漢文帝也積極着手國內防禦和削弱諸侯強國的部署。前元12年,賈誼上疏:“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裏,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樑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樑;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樑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樑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建議文帝封親子到樑、代等天下要害之地並擴大他們的領地,文帝聽從了這一建議。在吳楚七國反時,這一部署發揮了關鍵作用,樑國成功地遏制了七國軍隊的前進。
“福由德興”,漢文帝以他的仁德修身、治民、理諸侯和安四境,造就了人民之福、國家社稷之福,同時他本人由此贏得了千古讚頌,所以也成就了自身之福。“德者得也”,仁德使人得幸福國興旺。同時,從漢文帝的具體實踐,可見施政者的仁德人格對國家政治的有利影響,並且,仁德並不是懦弱無力,毫無原則,恰恰相反,仁德是指最恰切解決問題的“度”,它是事物達到最高和諧的手段和途徑,漢文帝舊兼新以盡臣才,懷與安以置諸侯的成功治國經驗,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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