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公款吃喝 半年吃掉十余万间“经适房”
宋代的李心传在《韩野杂记》中记载了宋孝宗的一次发怒。
发怒的缘由,是四川某官的公款招待费用严重超标,上任仅半年,又是偏远的西南,竟然花掉四十五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四十五万缗是多少钱您自己可以算算,我怕报纸上写不开。这些钱在南宋初年如果精打细算地使用,可以建造普通农民居住的房屋135000间左右。
本该为老百姓遮风挡雨的十几万间经适房,竟然被一口一口地吃光了,还只用了半年时间,搁谁见了都得愤怒,怪不得宋孝宗大发雷霆。
可是,这笔钱是有“身份”的专款专用,并非来源不明,亦非挪用公款,更绝非滥收滥支。当时,类似的公款招待费有个总称,叫做“公使钱”。
范仲淹曾经评论过设置公使钱账户的理由,“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按照范先生的理解,公使钱主要用于招待来往的公务人员,向他们提供餐饮和住宿等方便,像什么差旅费、伙食费、洗衣费等等都可以算在里面。反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公务人员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确保把公事办好。从范仲淹的说法看得出来,宋朝公务员的迎来送往也挺频繁,所以才会专门设置了公使钱账户。不过,有了经费,招待的品质肯定会大幅提高。
据《野客丛书》记载,当时有人评论说,“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
送走了上一拨老客户,又迎来了下一拨新朋友,马路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常。被迎接的,希望来接自己的车船人马越多越好,惟恐少了显得自己不受人待见;送客的,每每觉得人手紧张,担心没法营造出壮观场面和依依不舍的气氛。明明是糟蹋人力物力,却都说这是做人的礼节和义气,假如谁大胆改革删繁就简,就会被人骂上九天云霄。看看人家古人,水平真高!用了区区50来个字,概括的多么精妙,讲透了多少活生生的故事!
苏东坡那是见过多少大世面的人,也曾心惊肉跳地为扬州的接待规模发出感慨。他说,“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还,馈送相望”。沈括也有类似感言,他说,扬州“为天下四冲,四方宾客之至者,面目不相谁何,终日还坐满堂”。扬州是交通枢纽,以至于地方官整日里忙于接待事务,其实也没记住谁是谁,这就已经忙得脚后跟直打后脑勺了,所以“往往亦不暇尽举其职”,其他的工作根本没精力去干。
在长流水一般的迎来送往中,招待费节节攀升肯定丝毫不存悬念。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不消说全部,单说记了账的,就价值十二万缗。至于吃喝交通费更是不计其数。
回到文章开头,那135000间茅屋,即使一个农民住三间,也够解决4万多普通农民的居住问题。可那帮读书习字多年的文人,受朝廷培养教育多年的官员,竟然不顾民生,不顾百姓疾苦,随随便便就把国家的钱粮吃到了肚子里面,还美其名曰公使钱,似乎花得理直气壮。都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果然,这股子理直气壮终于撞坏了宋孝宗的脾气,也撞响了他们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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