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求真”
这一个正在变化的时代,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不论会发生什么,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庞杂无序的史料,如何淘沙捡金,如何去伪存真,牵涉到我们的价值判断、个人素养和认知,甚至是对历史的情感,同样一份史料,在不同的史家眼中,会有不同的结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我们在面对历史材料时应采取的一种谨慎态度,即“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尝言史才、史学、史识,至清代,章学诚又加上一“史德”,简来说来,史学就是学术涵养,史识是指对事件或人物的判断,史才可解释为才智天分,史德就是心术品格。历史学家无不渴望探求真相,但在有限的条件下,探求真相往往是困难的,在一个时代,若以政治或意识形态高压箝制史学的自由发展,则无信史可言,因此,史家所要追求的事实上是一个良知,一个求真的良知,在杜维运先生的《史学方法论》中,将此称之为“史学的纯真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是一个价值判断之举,是一个综合之举,也是一个反省之举,历史不仅仅就是过去。
随着世局的转变,史学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事实上,所谓的“政治史”已不能再独霸天下,“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内涵的对抗,或许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范式危机”。这一“危机”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应当是一个新的契机或转折,若以台湾史学界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过程,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言论思想的自由,意识形态的消解以及史料的逐渐开放,对于近现代史而言,国民革命史观不再强势,中国现代史不再等同于国民革命史,也不再等同于国民党史。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革命意识大见削弱,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已成为台湾近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应当承认,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诡谲多变,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多有资料繁富、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之困扰,但在脱开现实政治的纠缠,抛弃苏联模式、党团关系、革命史观的影响之后,一如章太炎所言“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归纳一段历史的演变过程,理出史事发展变化的诠释方法已成为一种可能,“史学得跟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世变愈急,史学变得愈快”,以多元取代一元,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就是说,若想重现历史真相,必得跳开固有立场,甚至勇于超越“党见”,历史不再为革命服务,也不再为政治服务。
研究历史的人,通称为“史家”。一般说来,史家把史料变成历史的过程,常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史学的观念往往会决定历史的解释。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历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中重要的不是古今,也不是天人,而是际变,史家与时代,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求真”,虽以过去之事为主体,但关心的对象却是当下。历史记载了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历史不仅仅就是过去,而是建构过去到今天的延续,是一种移动的、提出问题的叙述,对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作出合理的解释或判断,历史的功用,其中有一点,就是避免重蹈覆辙,一如西哲培根所说“研读历史,可以使人聪明”,知道今天从何而来,又该往何处去,这恐怕就是历史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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