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為何是王安石?
岳飛一首滿江紅道出了,靖康恥的沒齒難忘的悲憤之情,靖康恥的悲劇為何會說他與王安石有關呢?一起來看看吧。
王安石文思敏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從當前的現實汲取實用的知識,從周禮、荀子、韓非子和商鞅等法家思想的古典經籍學習基本的知識。而王安石偏好老子,也很關心佛教,是一位胸襟開闊、學識淵博的思想家。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靖康之恥又稱靖康之亂、靖康之難 、靖康之禍、靖康恥。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發生於北宋皇帝宋欽宗靖康年間(公元1126~1127年)因而得名。
靖康二年四月金軍攻破東京(今河南開封),除了燒殺搶掠之外,更俘虜了宋徽宗、宋欽宗父子,以及大量趙氏皇族、後宮妃嬪與貴卿、朝臣等共三千餘人北上金國,東京城中公私積蓄為之一空。靖康之恥導致北宋的滅亡,深深刺痛漢人的內心,南宋大將岳飛在《滿江紅》中提到:“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靖康之難,一個極其富強的宋王朝,突然崩盤,絕大多數人尚未來得及反應,就已經迅速跌落至谷底。這其中既有一些客觀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為因素造成,靖康之難到底是誰造成的禍害,南宋以後人們對靖康之難進行了深刻的總結,並且基本認定其禍首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推行變法造成的“新舊黨爭”才是靖康之難的主源頭。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華外,還擁有極高的人格,但是他提拔的人卻沒有一個賢人。曾布、呂惠卿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圖打著改革的名義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機分子。
《宋史奸臣列傳》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黨人士。宋神宗年輕時信任王安石,是新黨的支持者,後期非常後悔,轉而支援舊黨。而其後執政的皇帝、太后在新黨和舊黨之間反覆切換,將黨爭的風氣推向了高潮,最後的勝利者仍然是新黨:宋徽宗。
最後的新黨不再像王安石那樣不理智的強推新法,但他們的政治風氣卻已經形成。眾所周知,權力的制約和內部平衡是一個權力主體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權力制約設計,皇帝、臺諫、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約態勢,相當穩固。但是新黨人士為了自身利益,無原則的和皇帝合作,壓倒了反對勢力,形成了制約很小的權力陣營。這種風氣在曾布、呂惠卿身上已有體現,在蔡京、童貫身上更是發揮到了極致。
靖康年間,金軍背盟入侵時宋人就已經認識到了熙寧變法的危害,削除了新黨奉給王安石的很多稱號,然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造就的新舊黨爭卻為“君子”和“小人”的爭奪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臺,尤其可怕的是新舊兩黨輪流執政。早期的宋神宗支援新黨,後期轉而支援舊黨,之後的高太皇太后支援舊黨,宋哲宗又轉而支援新黨,之後向太后又支援舊黨,宋徽宗親政後重新確定新黨統治。
雖然宋朝的黨爭不死人,但也把朝政混亂到了極點,產生了極大的內耗,將原有的良好行政風氣滌盪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貫等人沆瀣一氣的決策層。正是這個近乎於弱智的決策層做出了滅遼這個完全弱智的決策,導致了靖康之難,也加速了宋朝的滅亡。
總之,改革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亡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但是改革如像王安石這般急躁冒進的話。無疑是一場大劫,也會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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