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白領為何無錢買房 怕生病怕失業怕孩子長大
1933年,美國社會學家庫斯在天津做過記賬式調查,市民的人均月薪是21塊大洋,而來津務工的農民平均每人每月只能掙到9塊大洋的工錢。雙方的居住條件差別更明顯:市民或有祖宅,或有自建的新房,至不濟也能在大雜院或者多層公寓裡租一間小房住;農民呢?如果住不進廠裡的集體宿舍,那就要跟同鄉們聯手,在垃圾場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簡陋的貧民窟。
奇怪的是,雖然農民收入低,住得差,卻比市民活得還要開心,因為他們的消費層次本來就低,對物質生活的要求本來就少,只要不染上賭癮,只要不患上重病,那微薄的工錢完全可以讓他們活得志得意滿,樂不思蜀。與此同時,市民卻總是感覺到錢不夠花,日子過不下去,活得越來越消沉。
1930年2月27日,《大公報》刊登了一位“白領”的家庭賬本,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市民的生活情形之大略。先交待一下這位“白領”的背景:念過大學,在某公司做中等職員,月薪50塊大洋。
嚴格講,那會兒每月50塊大洋不算高薪,因為當時大學教授的月薪在100塊到600塊大洋之間,知名作家如魯迅、茅盾、張愛玲等人,平均每月也有幾百塊大洋的進賬。不過跟大多數普通人相比,月薪50塊已經相當了不起了。陳存仁回憶錄《銀元時代生活史》中提到上海綢緞莊高階賬房的收入——月薪僅10塊大洋;魯迅小說《祝福》裡的女主角祥林嫂在地主家裡做女傭,一年工錢才12塊大洋;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在北京拉洋車,吃最便宜的大餅,住房不要錢(住在車廠的集體宿舍裡),從不賭錢,從不嫖妓,從不花錢看病,結果呢?“整整的三年,他湊足了一百塊錢”。
那時候,天津老城區的宅院很便宜,上千塊大洋能買四間瓦房;北京的宅院就更便宜了,幾百塊大洋就能買一所小型四合院。這位白領月薪50塊,買房一定不在話下,可是他卻沒有買房。他已經結婚了,有一個妻子,還有一個初生不久的女兒,可他仍然沒有買房。
他覺得錢不夠花,他的薪水勉強只能應付開支,絕不可能攢錢買房。下面是他每月的記賬單:
“10塊錢租了一層全樓,連了一盞25支光的電燈。”
“住的地方離公司遠,天天要叫洋車,費3塊錢車費。”
“衣服扯5塊錢一個月,帽子、鞋襪都在內。”
“隨便看一次影戲,或是同著鄰居打幾回搓麻雀,一塊娛樂費也是要的。”
“肥皂、草紙、紙筆、理髮……4塊錢雜費尤其不能省了。”
另外他還要買米買面,買肉買油,要給女兒買洋奶粉,要和妻子去參加朋友的婚喪喜慶,要招待“鄉下來的親戚”,偶爾感冒一回,要買阿司匹林……“在市上看見了一對花瓶,買了回來,歡喜得了不得,供在臺上,看著也開心,可是又花去了一元二角大洋”。
月底統計各項開支,他總會花出去50塊大洋以上,結婚前積攢的四五十塊大洋很快就沒了。
他想到也許會生病,也許會失業,小孩大了要上學,家裡開銷只會越來越大,而收入卻隨時面臨減少的危險,所以“他恐慌,他憂慮,他愁思,他終日仔仔地想到錢”。
“仔仔地”是方言裡的語氣詞,表示特別強調,可見,他活得很焦慮,很緊張,很有危機感,跟當代中國大城市裡的普通白領,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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