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大儒荀子是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頭牌帝師?
荀子對中國王道的貢獻,就像漢武帝劉徹對秦始皇的“修正”一樣。秦始皇奠定的封建君主制沒有一個標準的“國道”,而劉徹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下子就把孔子及其仁道提升到“國道”高度。
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言,荀子和劉徹一樣,實可謂“整合大師”。
孔子的“原教旨儒教”,希望不需刀兵,直接“通過教育”、唱響“牧羊曲”來解決君王“萬年帝祚”問題。然而,中國大都君主不是宋襄公,他們對單純的說教不感興趣,比起說教來,他們更迷信武力。當然,單純迷戀武力,也會出現秦始皇那樣的政權短命悲劇。那麼,有沒有將“武力和說教”結合一起的統治之術呢?
荀子生逢其時。
荀子號稱“先秦最後一個儒家大師”,荀版儒教“青出於藍勝於藍”,是一門名副其實的“經世致用”學問。
荀子的貢獻,在於給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王道“實用手冊”。他在著書立說時尚無“法家”,然而他發現:儒家與酷法完全可以“手拉手”,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於是給出了中國式王道的標準答案——禮法兼施、王霸統一。這就是“內聖外王”的中原王道“原始碼”。
大家都知道,荀子門下有一個高徒,名喚韓非子。這個師從儒家的高徒,後來卻成為法家鼻祖。法家出自儒門,有的人大為不解,其實這恰恰是兩家暗合的鐵證——為君主“御民”異曲同工。荀子師徒二人對人性的認識大同小異,他們都堅信“人性惡”,都認為“人人不是好東西”,帝王對百姓就應該“下手狠一點”。所以,荀子可謂與法家暗通款曲的儒家大師,而法家創始人韓非子也算不上背叛師門。
韓非子對老師心領神會,但是他還是缺少老師的城府,極端地發展了荀子的“王道論”。在“霸力”這點上,韓非子比老師的走得還遠些,他提出了以嚴刑厲法為中心的政治之術,將中國君主的“狼相”極力張揚。
為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立制的秦始皇,他的“第一教父”就是韓非子,據傳這位“祖狼”看了“韓教父”的大作《韓非子》,曾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的感嘆。
後有人言:隨著暴秦的滅亡,韓非子思想破產了。我說不,老韓一直活在中國帝王的心中。法家的“強國弱民”是中國皇帝的核心之術,兩千年封建社會,中國無論國家強弱,都何曾有過“強民”?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這些論調,貫穿二十四史,從未過時。
只不過中國的帝王是何等詭道之人,他們懂得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老韓這把“帝王殺人刀”,需要孔孟這套“刀鞘”——於是,荀學應運而生。
漢武帝在宣佈“獨尊儒術”的同時,內心應該還是忘不了韓非子,“明儒實法”其實是回到了荀子的軌道。對本國臣民,與其盡顯狼相,不如自修為“披著羊皮的狼”——仁在其表、狼在其裡,更利“萬年帝祚”。
對於帝王及其教父本質,晚晴維新派領袖譚嗣同一語道破:“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
譚嗣同指出:中華文明衰落,其根本在於教義。他給出了藥方:“夫欲變法,必先變教”。如果中國要變法圖強,那麼就要先摒棄秦政與荀教。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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