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無錢打點上下疏通也沒關係 有包大人
歷朝歷代,因為政有善惡之別,人有美醜之分,而百姓訴求又得不到及時處理和疏導,便滋生了大量民謠。《詩經》中的《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就是最古老、最流行、最經典的民謠。一個時代的民謠,如同這個時代的一面鏡子,能清晰地映照出許多比正史更加真實可靠的信息。例如,從宋朝眾多民謠中,隨手拈出幾首,當時的政情與社情,時弊與民怨,甚至一些官場趣事與宮廷祕聞,均躍然紙上,一目瞭然。
對好官的盼望,是帝制時代百姓的共同心聲。宋仁宗康定年間(1040—1041年),西夏擾邊,戰火燃起,韓琦、范仲淹先後受命,領軍御邊,他們採取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羌、孤立西夏的辦法,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百姓歡欣鼓舞,故民謠曰:“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
宋仁宗一朝,包拯以立朝剛毅、鐵面無私而聞名遐邇,因他曾任天章閣待制,百姓親切地稱他為“包待制”。嘉祐元年(1056年),包拯權知開封府,負責京城訴訟和治安。當時,打官司有一個規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門遞交狀子,要由小吏轉呈。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許多人不得不上下打點,疏通關節,一個官司打下來,往往贏了官司,輸了銅板,得不償失。包拯坐堂開封府,卻一改陋習,大開正門,使百姓能夠直接上前陳述曲直,訴説冤情,既減少了百姓的打點費用,又準確地把握了案情,更縮短了審理週期,一舉數得。因此,京城迅速流傳這樣一首民謠:“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意思是打官司無錢疏通關節也沒關係,有包大人呢!
好官少,酷吏多,是帝制時代的通病。而那些通過投機取巧上台的權臣,更是巧立名目,盤剝百姓,苛政猛如虎。百姓訴求無門,只好編段子、傳民謠,詛咒貪官污吏,圖個嘴巴快活。宋徽宗在位期間,童貫、蔡京通過“花石綱之役”,幫助皇帝蒐羅天下珍奇,深得宋徽宗信賴。他們結黨營私,打擊異己,禍國殃民。於是,便有了:“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筒”指童貫,“菜”即蔡京,表達了百姓對奸臣和惡政的深惡痛絕。當時,朝廷不但橫徵暴斂,而且賣官鬻爵。有一首民謠就直指這種貨賂公行的醜惡現象:“三千索,直祕閣。五百貫,擢通判。”(宋代一千文銅錢為一索,或一貫,大致相當於一兩銀子)意思是三千兩銀子可買一個祕閣官員,五百兩可買一個地方通判,買官賣官都已經明碼標價了,可見當時官場風氣墮落的程度。
靖康初年(1126),金國屢屢舉兵南下,宋軍常吃敗仗,每當此時,皇帝便紛紛下詔,徵求應變之策,做出廣開言路的開放姿態。而一旦金兵稍退,皇帝便又鶯歌燕舞,紙醉金迷,聽不進任何意見了。《宣和遺事》記載説:“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城門閉喻戰事緊,城門開喻戰事緩,諷刺了統治者的急功近利和蒼黃反覆。
還有些民謠甚至操心皇帝家事。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讓位於兒子宋光宗,自己當上了太上皇,希望過幾年舒心日子。然而,宋光宗坐上皇位後卻一反常態,對深居重華宮的孝宗不但沒有正常的禮節,甚至一年多時間,不去探望孝宗。作為天下表率的皇帝,竟然在一慣標榜以孝治國的國度裏,不忠不孝,結果道路流佈,家醜外揚,因此,民謠説:“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
不過,民謠更多的是指向社會不公和正義缺失。帝制時代,作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既無地位,收入也微薄,萬一遇上災年,常常農田絕收,餓殍遍野。但即便如此,統治者卻依然觥籌交錯,過着花天酒地的奢糜生活。《水滸傳》中的北宋民謠:“赤日炎炎似火燒,禾田壠畝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反映了百姓對社會不公平現象的極度憤慨。
民謠是草根百姓關注社會發展、關心國家大事的一種直抒己見的表達,是對社會陰暗面的揭露和對社會不公現象的控訴。然而,對於帝制時代平凡如草芥的百姓來説,統治階層的盤剝和壓迫,決不會因為幾首民謠而稍有改變的,百姓的控訴,顯得蒼白而又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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