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為何要建立自己的“偏房”?什麼是偏房?
中國人以前很講究名分,因為名分是權力的合法性源泉。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時代,男人有正室,還有偏房。在名分上,正室為尊,偏房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當權力。實際上,侍妾也可能憑藉年輕貌美、受丈夫寵愛而得勢,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妻妾爭權只是官場故事的一個隱喻,因為帝王對國家權力的分配,也存在着“正室—偏房”的複式權力結構,“正室”指以宰相為首的官僚系統,他們在名分上是國家權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統之外,另起爐灶,另立“偏房”,代行權力。那麼,“偏房”是些什麼人呢?
《清稗類鈔》記錄了晚清開明官僚郭嵩燾的一則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郭氏所列舉的與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絕大部分都可以歸入隱權力集團的行列,在名分上,這些人並無治天下的正式權力,只不過憑恃與權力中樞的特殊關係,得以把持權柄、操縱朝政。相對於正式的官僚系統而言,這一隱權力集團就是受寵得勢的政治“偏房”。
“皇權專制”作為對歷史的宏觀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體情形而言,自漢代以降,除了少數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獨攬朝政、乾綱獨斷的獨裁局面其實並不多見,確如郭嵩燾所言:“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問題在於權力被誰“分寄”。如果與宰相共治天下,則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國家的主權者與象徵,古人認為君王“攬權不必親細務”;而宰相作為政府首腦,理當“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
宋代有一位官員就對皇帝説,“權歸人主(皇帝),政出中書(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宰相的執政大權由制度賦予,為正統承認,如果君主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則會被認為違制,用古人的話來説,“不由鳳閣鸞台(宰相機構),蓋不謂之詔令”;這樣的“詔令”甚至會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機構)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君王與宰相自古就有分權,宰相的治權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漢與宰相共天下”的權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順的,正式的權力制度就是這麼安排的。
不正常的是“與外戚共天下”,外戚所恃者,是其與皇室的特殊關係。這種由私人身份與關係網絡所孽生的權力,是一種制度外的隱權力。如果説,以宰相為首的官僚集團是帝國的“正室”,代表正式的權力系統;那麼,外戚等隱權力者則是君王另立的“偏房”,代表另一套沒有名分的“副權力系統”。
在“正室”之外另設“偏房”,在正式權力系統之外,另置副權力系統,始作俑者是漢武帝劉徹。劉徹乃雄才之主,不甘於垂拱而治,但皇帝要親躬政事,宰相顯然是最大的障礙,甚至宰相領導下的官僚系統也會礙手礙腳。為了越過這些制度性障礙,劉徹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漢初的尚書只是皇帝的私人祕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作為正式權力系統的“外朝”撇在一邊。
從名分上來説,內朝成員並無執政大權,有的還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員,但他們被皇帝託為心腹,預聞政事,隱權力極大,足以與外朝分庭抗禮,甚至凌駕於外朝之上。不過,內朝官權柄雖重,但終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賦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附依於皇帝私人的關係網絡,這也使得內朝系統十分便於君主操縱指揮。劉徹因此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君主獨裁。
然而,劉徹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變得位高而權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劉徹在世時,儘管擢用外戚近臣,畢竟還能操控局面,劉徹死後,西漢終於無可避免地出現外戚擅權干政之禍,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就是外戚。這正是歷史的弔詭之處。
光武帝劉秀承漢祚、建立東漢政權後,鑑於之前大司馬篡權的亂象,設“尚書枱”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尚書枱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其手法如出一轍,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縱“偏房”實現朝綱獨斷。後人評價“兩漢政出於二”,也就是説,漢代的權力結構是複式的,一個正式的權力系統加上一個非正式的副權力系統。“政出於二”是兩漢權力結構的最大弊病。
同劉徹創建內朝一樣,劉秀設立尚書枱這個副權力系統,本意是要擺脱正式權力系統對皇權的約束與威脅,然而,歷史的鬧劇總是再三重演,“偏房”一旦羽翼豐滿,就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
劉秀死後,他留下來的尚書枱機構並未能阻止權臣對劉漢政權的篡奪,東漢後期,外戚、豪族等權臣以“錄尚書事”之銜入主尚書枱,壟斷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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