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親王為何敢殺明朝使臣?
縱觀歷史,凡是統一王朝的初定,總是希望四夷賓服。朱元璋也不例外,作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派使臣下國書到日本,國術送達日本後,日本不僅沒來朝貢,竟然還殺了大明使者。日本為何敢如此大膽,砍殺大明使臣呢?
在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朱元璋派使臣下國書到日本,表達兩個意思,一是希望他們來朝拜,二是責令他們解決擾明倭寇。結果,使臣卻被日本親王砍掉了腦袋。泱泱天朝大國被小小島國羞辱,朱元璋惱羞成怒,揚言出兵,征服日本。
針對朱元璋的開戰威脅,日本“攝政王”懷良親王針鋒相對,寫了一篇著名回信: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裏,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
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鋭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
自古講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這封“名書”,顯示了懷良卓越的漢文功底,寫得不卑不亢,綿裏藏針。表面上給了“天朝”面子,實際卻暗藏“奉陪到底”的強硬。
小小日本,為何敢殺大明使臣?
這首先與兩場歷史鉅變有關。其一,兩宋滅亡;其二,日本抗元。
兩宋滅亡前,中國是日本的榜樣。南宋滅亡的時候,日本“舉國茹素”來哀悼大宋的滅亡。可見日本“中華情結”何其深厚。蒙元建立後,元世祖忽必烈因“倭主不來朝貢”,造大船7000艘兩伐日本,結果船隊均被颱風所摧毀,日本人將此風稱為“神風”。
雖然百年後漢人復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在日本人的眼裏,已經失去“正溯地位”。中國自宋以後就不再是他們崇尚的正源華夏文明瞭。這不僅是日本史學家的認識,不少國外史學家與日本所見略同,均將宋朝覆亡視為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即所謂“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
藉助“神風”,日本兩次橫掃蒙元遠征軍。通過抗元,日本大大提振了戰勝亞洲大陸軍隊的信心;另外對中國也不再崇拜。蒙古可以滅宋,但卻無法滅日本。
雖然朱元璋鄙視日本由來已久。在他眼裏,日本就是個“國王無道民為賊”的小丑國。但日本卻認為本國比這個明國更有資格繼承中華大統,他們以中華正統——上古人自居。針對大明皇帝對日本的鄙視,日本也進行了迴應,日本學者寫了一首詩《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描述了日本國現狀: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這就是即便在今天,“唐宋在日本”之説仍流傳的原始出處。
話説回來。大明與日本劍拔弩張,戰爭呈一觸即發之勢。然而,面對朱元璋步步緊逼,日本當政者還是寸步不讓。他們的“底氣”除了上述兩個原因,還有沒有更“撐得住”的原因?
追尋歷史的深處,發現還有一個日本當政者的“戰略”眼光原因,甚至佔據日本對抗中國的“底氣”更大比重。
這要與日本內部變化聯繫起來。當時日本雖處“南北朝”時代,但執掌南朝的懷良親王正值“起勢”時期。南強北弱,大有江山一統、吞吐八方之勢。殺明使、回戰書,使懷良王聲名遠揚,此後,日本嚮明朝下書,很多都假託懷良王之名,以壯行色。而懷良親王的底氣,一是來自日本抗元“神風”的信心,二是他的戰略眼光獨到——斷定朱元璋“不敢征伐”。
懷良王的判斷依據,是中國自古以來,作為一支大陸力量,對外張力極其有限,從未有徵服海上島國的記錄,自宋以來,中國基本處於頻繁應付外侮侵略中,更何談海戰勝利經驗。
所以,這個執掌日本大半江山的王者,雖承認本國實力沒有強到戰勝中國程度,但料定大明皇帝不敢做蒙古遠征軍都做不到的事,朱元璋的“戰爭威脅”,不過是“説大話”而已,自己也不妨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放出“大話”——放馬過來,俺不怕你。
果如日本所料,儘管日本一再不敬,朱元璋只是大話壓人,始終不敢輕舉妄動。不知他是忌憚“日本神風”,免蹈“蒙古之轍”,還是“韜光養晦”,總之後來“沒和倭寇一般見識”。
再後來,朱元璋在留給接班人的鐵券丹書中,明確規定日本為“不徵之國”。他竟從日本的應戰書的字面中找回了面子——既然日本稱我為“天朝”,自稱為“臣”,朕也就寬懷大度,不再究日本殺使者的事情了。
朱元璋此舉,看似大度,實則屬於無奈。明朝時期,中日力量雖然仍不對等,而明朝國力明顯高出小打小鬧的倭寇幾籌,但從對抗之“國家氣勢”上,已呈“均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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