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的《晉書》有何獨特的正統意識
《十六國春秋》和《三十國春秋》為《晉書·載記》提供基本史料之外,也啟發了《晉書·載記》的正統觀。一方面,《十六國春秋》和《三十國春秋》皆以東晉為正統;另一方面,二書都對十六國的地位有所認同,前者不廢其年號,後者稱僭主為王。《晉書·載記》雖未沿襲後兩條書法,但對十六國歷史的認同,是有二書之影響在內的。
唐朝時已然華夷一體、天下為家,寬廣胸襟的唐人多少還是把十六國曆史載入正史之中,撰寫正史《晉書》更創造性地採用本紀、列傳與載記並列的形式,將十六國時的政權列入了正史而不是對立的霸史,賦予這些少數民族政權適當的歷史地位,儘管仍稱僭偽,其實已經淡化了華夷觀念下的正統意識。顯示出唐人對十六國史較為開明的態度。
後世對《晉書》正統觀的評價:《晉書》以前涼張氏、西涼李氏為列傳,其理據頗為可疑;但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統與僭偽的界限,或者説,打破了正史與偽史的界限。析言之,本紀、列傳與載記的區分,是正史與偽史的區分;渾言之,本紀、列傳與載記合一,又共同成就了《晉書》這部正史。“載記”之體確實藴涵着褒貶並存的複雜性。尤其是《張軌傳》與《涼武昭王傳》,以“偽”入“正”,可以説是偽史的“僭越”。
陳寅恪(kè)先生曰:“唐以前諸家《晉書》,可稱美備。而太宗復修之者,其故安在?昔漢世古文經學者於《左氏春秋》中竄入‘漢承堯後’之文,唐代重修《晉書》特取張軌為同類陪賓,不以前涼西涼列於載記,而與捌柒《涼武昭王傳》中亦竄入‘士業子重耳脱身奔於江左,仕於宋,後歸為恆農太守’一節,皆藉此以欺天下後世。夫劉漢經師,李唐帝室,人殊代隔,迥不相關。而其擇術用心,遙遙符應,有如是者,豈不異哉!”唐前所修《晉書》,相傳有十八家,而唐修《晉書》之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竟從新撰”。可以説,“兼引偽史十六國書”是唐修《晉書》與前代《晉書》的最大不同,而不僅僅限於以前涼、西涼入列傳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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