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大清戰俘的下場 被押回日本死者甚多
由日本挑起,發生在1894-1895年間的甲午戰爭,是近代中日兩國國運的大博弈。戰爭中,中國海陸軍將士總計陣亡約二萬四千六百餘人。這些為國捐軀的士兵,本應有一方享祭之所,然而晚清以降,中國命運多舛,生者尚且如螻蟻,況死者乎。曾經為了保衞國家獻出生命的戰士們,他們姓名籍貫如何?最終安息何處?在時間沖刷中卻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謎團。更因為敗軍不言勇的世俗傳統,這些付出了生命卻無法看到任何勝利希望的將士,很多時候被當做失敗和恥辱的標誌,鮮有人談及。
相比起戰場上陣亡的將士,甲午戰爭中還有為數頗多的中國軍人成為日軍的階下囚。這些人的命運,尤其是其中在日本羈押期間去世的人們的命運,則更是成了謎中之謎。
隨着甲午戰事的演進,中國軍隊的大量人員被俘事件主要發生在豐島海戰、平壤會戰以及旅順和遼東海城、牛莊之戰等重要的戰役中。
1894年7月25日,北洋海軍“濟遠”、“廣乙”號軍艦在朝鮮南陽灣豐島海域遭日本海軍偷襲,爆發了甲午海上戰場第一戰——豐島海戰。“濟遠”逃跑、“廣乙”重傷退出戰場後,運送中國陸軍官兵的商船“高升”號被日艦野蠻擊沉,運輸艦“操江”無力抵抗,成了日軍的戰利品。“操江”艦管帶王永發及72名海軍官兵是那場戰爭中最早一批被俘虜的中國軍人。
對待敵方俘虜,當時日軍首先採取的是運回本土看押的方式。為了在日本國民面前炫耀戰功,“操江”艦的中國俘虜一度幾乎成了日軍的宣傳品。運輸戰俘的軍艦抵達佐世保時,“船近碼頭即放汽鍾、搖鈴、吹號筒,使該處居民盡來觀看”,爾後日軍又強迫中國俘虜在街頭遊行示眾,“使之遊行各街,遊畢放收入監,以示凌辱”。
1894年9月15日,中日兩國陸軍在朝鮮北部重鎮平壤爆發激烈的大兵團會戰。因為糧彈不繼,駐守平壤的中國軍隊於當天午夜冒雨棄城北撤,中途遭到日軍伏擊,傷亡慘重。突圍途中大批中國官兵或因迷路,或被包圍,或是受傷,成為日軍的俘虜。根據日本軍史記載,被俘清軍中,47人因為試圖逃跑被日軍斬殺,25人因為傷勢過重死去,3名在羈押期間因病死去,其餘608人經由海運送去日本。一名被俘的中國軍官曾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景,真實再現了戰俘的悲慘境遇:
“……兩手背縛,發用繩聯。十八日申刻,始發給飯糰一握,舌為匕箸,膝作杯盤,俯首就餐。忽塵埃上墜,泥沙兼半,口難下嚥。渴極頻呼,僅給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餘日,忽稱送往伊國。足無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黃州,奔波百餘里之遙,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艙,穢氣燻蒸,時欲嘔吐。十六日至日本廣島下船,狂奔十餘里,立斃數人,始登火車。十七日到大阪府,住南御堂廠舍。鳥正飛而入籠,蛙欲怒而在井。一日三餐,入口者無非黴爛蘿蔔。數月間遍身盡是醃髒衣服。似僧而有發,如道而無冠。月暗風悽,頻灑思家之淚。”
平壤之戰失敗後,甲午戰爭戰火越過鴨綠江燒進中國內地。在接連進行的遼東戰場諸戰役以及威海衞保衞戰中,又有大批中國軍人被俘後押至日本,總計陸續被運送到日本看押的有千餘人。
作為最先到達日本的中國戰俘,“操江”艦的七十餘名官兵被送到日本九州島最西端的長崎,拘禁在佐世保軍港附設的監獄中,按照軍官和士兵區分關押,每間囚室安置11-12人。
平壤之戰爆發後,數百名中國戰俘到達日本,僅僅依靠佐世保海軍監獄已經無法容納,日本政府於是向一些寺廟和民間機構租賃場地當作“俘虜廠舍”,統一用於關押中國戰俘,佛音繚繞的清修之地成了祕密的戰俘營。除了別名南御堂的大阪難波別院、東京淺草的本願寺等關押人數較多的寺廟之外,在廣島、松山、名古屋、佐倉、豐橋等地也都有寺廟被用於看押中國戰俘,另外滋賀大津的本願寺還被專門用作關押患有傳染病的中國戰俘。爾後從東北戰場、山東戰場上被俘的中國官兵,最先也被送至這些場所關押。
甲午戰爭是近代日本經歷的第一場大規模對外戰爭,清軍戰俘也是其第一次面對處理大批外國戰俘事務的問題,其主要辦法參照了歐洲國家的先例。中國戰俘在日本主要是處於羈押地位,沒有被投入苦役活動,不過日方經常性押送戰俘外出進行侮辱性的遊行示眾。羈押期間,日方不斷提審中國戰俘,以圖獲取有關中國國內政治以及各支軍隊的情報。另外日方還以被俘的中國官兵作為人種範例,經常性進行各類醫學測量活動。1894年出版的日本戰時刊物《日清戰爭實記》上,就曾以“日清兩國兵體格的比較”為題,刊載過這類測量結果。在對待俘虜的日常生活供應上,日本軍方和民政部門一度互相推諉,都不願投入過多資金,使得戰俘的飲食、服裝供應極為低劣。
除了這些在日本的清軍戰俘外,1895年初,中國東北戰場上接連發生了海城、牛莊等戰役,也有很多中國官兵被俘。此時日方已經失去了最初得到戰俘時急於炫耀戰功的心情,反而視戰俘為累贅,這些後期的清軍戰俘則被就地關押在遼寧海城,各項生活條件比之在日本的難友更為惡劣。
1895年春,隨着《馬關條約》的簽訂,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告終。大戰終止時,兩國議及戰俘交換問題,經過多次談判,最終在當年的夏季完成交接。
8月18日,關押在日本的清軍戰俘最先被放回。當天早晨6點30分,滿載中國戰俘的日本商船“豐橋丸”抵達天津大沽口外。中國交接委員、大沽炮台守將羅榮光派遣炮艦“鎮海”號前往迎接,將放回的戰俘976人從“豐橋丸”接駁送回天津。
1895年8月26日,關押在海城的清軍俘虜568人在城外的甘泉堡被移交給中方代表——遼陽州知州徐慶璋,被中國俘虜的11名日軍士兵則被交還給日方。
按照俘虜不祥的傳統觀念,飽經摺磨重歸故土的戰俘中,士兵一律就地解散,軍官則革除所有官職後遣散。被放回的“操江”艦管帶王永發曾經上書為病死在日本的部下請求撫卹,結果招致清廷的責罵。在平壤因傷被俘的軍官譚清遠等,不僅被革職,還被追究被俘的罪責。這些曾為國家付出了鮮血的“不祥之人”很快便從檔案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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