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皇帝為何28年不上朝 怕被羣臣罵
明朝可以説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説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着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譁眾取寵,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重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看看明朝的名臣,哪一個沒有被這些言官“罵”過,如海瑞、楊漣、左光斗、張璁、夏言、徐階、高拱、張居正、申時行等等,大明帝國如果沒有他們,真不知道還能不能正常運轉。
這些言官罵別人,同時也不斷地被人罵。給人“挑刺兒”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個毛病,陳穀子爛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總能和你聯繫在一起。你在位時罵你,罷官後還要罵你,活着罵你,死了還要罵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顯不出這些言官的水平。
崇禎時期,明朝危機重重,明代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煥照樣被“罵”,直至被凌遲處死後,罵聲還在繼續。清軍入關後,南明小王朝還有幾十萬軍隊,還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專心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還在繼續“罵”,繼續“內訌”,到了這個程度,明朝只有滅亡的份了。
明亡於萬曆皇帝的説法由來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觀點,緣於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一個輝煌的瞬間,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萬曆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罵成這樣子的。
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歷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在我們看來,這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
這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羣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乾脆什麼處分都沒有。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他們去罵吧。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在明朝,這些文官“罵聲猛於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讓,何況那些舞刀弄槍的武將?能幹的人都給罵下台,大明朝靠什麼來支撐?
勇於進諫、盡人臣之責本是件好事,但無端地放縱,獎罰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這也許值得我們借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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