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帝王之家而嘉慶帝只是一個平庸的好人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鬆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着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麼他越努力,形勢就越糟。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麼還是不見效。越到後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於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説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
嘉慶二十年(1815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兩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閲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於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鑑於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説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後讀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於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罰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後人、第七十三代衍聖公進京面聖,回來後把皇帝的談話一絲不苟地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直擊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見面就説:“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東的水都過了臨清了,這個怎麼好,真沒法。聖廟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後去,又殘舊了,怎麼了?”
過幾天辭行,皇帝又舊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説:“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總不能去(祭孔),是缺個大典。我從前雖然隨着高宗(乾隆皇帝)去過兩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裏去容易,就是路上難,水路吧亦難走,旱路吧亦難走……你看河上水這麼大,山東民情亦不好,到底怎麼好?弄得真沒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沒法”“怎麼好”“怎麼了”“了不得”,似乎已經成了皇帝的口頭語,焦頭爛額之態畢顯。帝王生涯現在對他來説,簡直是一種刑罰。在撒手而去的時候,他的最後一絲意識也許不是留戀,而是輕鬆。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歎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彙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着“康乾盛世”,緊接其後的,則是“鴉片戰爭”。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髓,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所以在他之後,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麼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辛苦了一輩子的皇帝,後來是作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
清朝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皇太極説過:“凡事莫貴於務實。”雍正皇帝也説:“本朝龍興關外,統一天下,所依靠的,唯有‘實行’與‘武略’耳。我族並不崇尚虛文粉飾,而採取的舉措,都符合古來聖帝明王之經驗,並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於虛文也。”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餘年間多次不拘定勢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朝皇帝丟掉了祖先的精神內核。對失敗的恐懼,已經註定嘉慶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註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擔任何風險的統治者,註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於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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