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踞山城的四川王劉湘 軍閥劉湘如何在四川立足
劉湘引進理財高手劉航琛,放手支持盧作孚發展航運與鄉村建設,重用老部下甘績鏞興辦現代教育,對重慶這座長江上游大商埠的長遠發展,肯定是有正面作用的。
1926年6月6日,剛剛打了場勝仗的川軍悍將劉湘,又一次回到發家之地——重慶。五年前的同一天,正是在此地,年方33歲的他受各派將領推舉,當上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省長,達到畢生軍政生涯的第一個高峯。
那五年裏,因川軍不同派系及滇、黔等“客軍”在四川境內混戰,劉湘的勢力忽起忽落,控制的地盤時大時小,屢次成為山城“過客”,根基算不得穩固。
但這回進城與以往不同。此後九年,緊扼川江門户的商貿重鎮重慶,始終是這位“西南王”(又稱“四川王”)成就一時功業的大本營。
以小博大“巴璧虎”
常言道: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未治蜀先治。
1911年6月爆發的四川保路運動,直接誘發了武昌起義,導致清王朝迅速覆亡。但民國建立後,四川並未“先治”,反而不幸成為“四戰之地”。討袁之役(又稱二次革命,1913年)、護國戰爭(1915~1916年)及護法戰爭(1917~1918年),川軍無役不與,加上隔三差五的內鬥,以致川境之內,戰火連年。
而坐享230年漫長和平(自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慶,顯然難以獨善其身。在軍閥混戰時期,它成了川、滇、黔三省軍隊的爭奪焦點,往往一年數易其主。軍閥們看中的,當然是這個工商貿易發達的“錢袋子”,可以隨時填補軍費的巨大窟窿,誰都不敢保證明天這還是自家的地盤,何來心思營建城市,發展經濟?
尤其是某一方敗退出城時,更是不擇手段、涸澤而漁。如1921年劉湘首度入主重慶前,戰敗的黔軍臨撤走時,獅子大開口,向重慶總商會一次索餉200萬元,否則以毀城相要挾。為避免戰火殃及池魚,總商會緊急籌款,經討價還價後忍痛交出80萬元,才算擺平。
與橫行川省的諸多軍閥首領相比,劉湘擁有的地盤及武力不算最強,卻是比較有氣量與野心的一個。1926年6月再入重慶之初,他僅佔有周邊的巴縣、璧山和江北三縣,人稱“巴璧虎”(取爬壁虎之諧音),所部人槍只有三萬餘,而四面強人環伺,時敵時友。
不過,一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的劉湘,適時地顯示出他的“政治覺悟”:1926年底,北伐軍勢如破竹,攻克武昌,本來與北洋系關係密切的劉湘,即刻宣佈“易幟”,接受國民政府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
對內,劉湘保留“四川善後督辦”名號,利用坐擁重慶口岸、控制川江咽喉之便,封鎖川中各軍,使其不能向川外購置裝備彈藥。同時設法藉助來自國民政府的安撫性援助,在重慶設立武器修理所(變相的兵工廠)和鍊鋼廠,加緊擴充軍備。
自此,他的實力蒸蒸日上,先是擊退軍校老同學楊森組織的“聯軍”(1929年),並在兩次“二劉之戰”(1931年及1933年)擊敗堂叔劉文輝,搶得“鹽都”自貢等富得流油的地盤(當時有四川“無鹽不成軍”之説),大體上結束了多年的川軍混戰,成為名副其實的川省“大哥”。
“苛而不擾”財神爺
劉湘能依託重慶成事,除了常年征戰,帶出一干嫡系人馬,又謀實利而不講“主義”,慣會審時度勢外,善於籠絡各路幹才為己所用,也是重要原因。
劉湘的得力“幕賓”中,尤以抓財税金融的劉航琛最為出色。
劉航琛出身四川瀘州酒商世家,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初為劉湘部下師長兼重慶衞戍司令王陵基的顧問,又跟盧作孚一起,當過劉湘在重慶辦的“軍事政治研究所”的教官。因為幫王陵基解決了他一手督辦而欠債累累的重慶《大中華日報》(欠款四萬五千元)及銅元局(虧損紋銀四十五萬兩)的棘手難題,名聲在外,因此讓劉湘看中,欲命其執掌財政。
1929年5月初,正日夜思量“統一四川”大業,卻苦於糧餉難籌的劉湘,邀劉航琛做了“隆中對”式的深夜長談。彼此一番試探後,已預先得知風聲的劉航琛提出兩項要求:一是今後財政處執行預算時,不受任何牽制;二是劉湘不要隨時下手令向財政處要錢。又拿出準備好的禁煙、鹽務、税務、政務四項改革方案。劉湘倒也爽快,大筆一揮批了“照辦”二字。第二天,劉航琛正式出任四川善後督辦公署的財政處長。
有商人背景、又是科班出身的劉航琛,籌錢確有一手,增税、舉債、印鈔票三管齊下,但實際操作又不同於以往軍閥的粗暴搜刮。
比如劉航琛剛上任,當即裁撤善後督辦公署下面35個税捐機關,只設一個重慶税捐總局,請劉湘親任總辦。他對劉湘説,35個機關6000多税吏,每人每月薪水加貪污平均至少100元,光這一項就得虛耗60多萬元税款。況且税捐機關本來是擾民機構,老百姓寧可多繳一點税,也不樂意被税吏騷擾35次。
這項劉航琛自詡“苛而不擾”的税務改革,儘管理所當然遭到各個防區税捐局暗中抵制,但既有劉湘的“尚方寶劍”在手,依然得以推行。第一個月,督辦公署財政赤字消滅,結餘税款140多萬元,第二個月,又結餘270多萬元。劉航琛打出的鉅額銀票送到劉湘手上,大領導不用説喜上眉梢,反對者也就無話可説了。劉湘在重慶的兵工廠,就是靠這筆鉅款辦起來的。
至於舉債,劉航琛也很懂得“人心可貴、信用無價”的道理。過去軍閥向駐地商家借款,多是“打白條”有借無還,商人們只能當是破財消災。劉航琛上任第一次向工商業界借錢,即一再聲明“有借有還”。票據到期之日,實力最大的鹽幫無人登門收賬,他們照經驗估計,來也白來,何必搞得彼此難堪呢?豈料劉航琛親自把重慶鹽業公會會長李鑫五請來,當面如數還錢,讓人大跌眼鏡。
為他人作嫁衣裳?
當然,誰都清楚收税、借債畢竟有個限度,幾經戰亂壓榨,重慶商界也筋疲力盡了。而隨着四川省內軍政漸歸一統,對外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央又貌合神離,印鈔票是地方割據政權最有效的斂財方式。
當年四川省內尚無印鈔必需的凹版印刷設備,委託上海商務印書館等印刷廠代印又費時費事,劉航琛遂在重慶建立印鈔廠,公開名為“二十一軍第二印刷所”,加班加點印行“四川地方銀元兑換券”。
濫發鈔票的結果,是1935年夏天成渝兩地發生擠兑風潮,地方券貶值至只及“中央本鈔”約八成,直到當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推行法幣政策,將發鈔權收歸中央,事情才算平息。但精明的劉航琛,鑽了中央條例裏“一元以上紙幣為法幣”的空子,讓第二印刷所改印五角紙幣,大量發行,藉此又替他的東家聚斂了一大筆財富。
有錢、有槍、有外援(南京政府撐腰),劉湘以重慶為根本“統一四川”的多年夙願,總算初步實現了。
1935年2月10日,改組後的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劉湘任省政府主席。這個省主席,可是得到南京政府正式承認和任命的,跟14年前那個川軍內部妥協交易而當上的“山寨”省長,不可同日而語。劉湘隨即訓令本軍轄下各縣(共68縣)縣長,一切政務歸還省政府,不久,長期割據一方的川軍首領楊森、鄧錫侯、李家鈺、田頌堯等(共轄80縣)也相繼交出政權。功勛顯赫的劉航琛,順理成章地出任四川省財政廳長。
但是,任何的成功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劉湘新官上任不過20天,比他更大的官蔣委員長來了,而且在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地盤上發表了“重要講話”。3月2日,蔣介石由漢口飛抵重慶,稍後公開講話時稱:此次入川目的除督促進攻紅軍外,即是統一川政,要以四川為民族復興根據地。
3月25日,中央銀行重慶分行正式成立,此為國民政府統一四川金融幣制的重大舉措。6月18日,四川省政府決定由重慶遷往成都。7月16日,蔣介石電令中央銀行重慶分行組建國省聯合金庫,所有四川境內國税、省税,即日起悉數解繳該庫。
當年11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成立,蔣介石親信顧祝同為主任。至此,蔣系中央勢力以重慶為基點,一步步控制了四川乃至整個西南。而獨踞山城九年的劉湘,此時此刻,心裏是何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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