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文化 “和而不同”是怎樣的一種境界
“和而不同”
先賢所謂“和”,是“異”中之“和”,無“異”就無“和”。用今人的流行話語説,“和”講的就是“多樣性的統一”。“和”的精神是以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多樣性為前提的;而“同”則不然,它旨在排斥異己,消滅差別,整齊劃一。“同”的這種單一性、純粹性的傾向,最終必然導致事物的發展停滯直至滅亡;而“和”對多樣性的堅守,不同事物或對立因素之間的並存與交融,相成相濟,互動互補,是萬物生生不已的不二法門。
古人對“和”與“同”的異同與優劣有着深刻的洞識。《左傳·昭公二十年》載,齊國晏嬰與齊景公論和同之別,他指出:“和如羹焉”,和“五味”才成美味佳餚;“聲亦如味”,和“六律”、“七音”方為悦耳動聽的音樂。相反,“同之不可也如此”,一種調料難免乏味,一種聲音讓人厭煩。在此基礎上,孔子明確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題,並把和同與否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一個標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與《中庸》所載孔子“君子和而不流”的説法,意義相近。孔子將事事苟同、不講原則的人譏之為“鄉愿”,即好好先生,他批評説:“鄉愿,德之賊也。”章太炎《諸子學略説》説:“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
彼(孔子)以鄉愿為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願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官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願人。所謂中庸者,是國願,是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願,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應該説,被章太炎貶為“鄉愿”、“國願”的中庸,並不是先哲追慕的理想層面與理論形態的中庸,而是指它在歷史上扭曲變形的社會表現;他所批評的孔子,也並非孔子本人,乃是專制政治的符號性存在。孔子及其價值理念,在後世沒能擺脱被毒化與同化的厄運。
在精神層面,“和而不同”的理念,從被動的方面看,意含反抗政治強權或文化霸權的壓迫與同化;從積極意義看,則昭示了兼容幷蓄、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與博大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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