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在古代如果寡妇想改嫁到底有多难?
宋代社会对妇女改嫁问题,并没有形成像后来明清时代的强制风气,理学家的言论影响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出自程颐的《河南程氏遗书》,原文如下: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
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如果照着字面上的意思呢,程颐显然是对妇女改嫁持极严格的态度。然而具体落到实处呢,程颐自己作为一族之长,也没有禁止住自己家族中侄媳的改嫁。可见他本人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他所强调的是人的尊严、女人的尊严,认为女人不应该仅仅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请注意,不是性欲问题)而改嫁,而失节,这里的“节”,当然指的是三从四德那一套。然而三从四德由来已久,已不需要程颐再次强调。因为在宋朝,三从四德已经是常识了,是各种女教的书都倡导的社会规范。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程颐这段话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女方。他的意思很明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言,男人娶寡妇为妻,也是一种失节行为。而他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对传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思想观念的一种继承、弘扬,重点在于强调道德自律,而非鼓励男女大防。很多人总是抓住字面上的意思大做文章,属于死读书、书读死、读死书。更可恶则是有些人明明读懂了,可是在阐述的时候却恶意曲解。
那么第一个曲解程颐意思的是谁呢?是朱熹。
在程颐去世了将近70年之后,朱熹有书信致其友人陈师中,信的内容是讨论陈师中妹妹的改嫁问题。陈师中是宰相陈俊卿第二子。他的妹夫郑自明刚刚去世一年,妹妹就守不住了,准备改嫁了。朱熹在信上是这么说的: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传说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更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仲必不惮翼成之也。
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况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举错之间,不可不审。熹既辱知之厚,于义不可不言,不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为僭率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与陈师中书》)
这封信上所提到的“柏舟之节”,典出于《诗·邶风》的一章,《毛诗正义》说:“《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
整封信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说陈氏丞相门第,在处理子女的改嫁问题时,应当高于整个社会的标准,以作为表率。写完这封信之后,朱熹可能已经预感到没有太大效果,索性也直接给陈师中的父亲陈俊卿去信一封:
自明云亡,忽将期岁,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时收安问。熹前日致书师中兄,有所关白,不审尊意以为如何?闻自明不幸旬日之前,尝手书《列女传》教条,以遗其家人,此殆有先识者。然其所以拳拳于此,亦岂有他?正以人伦风教为重,而欲全之闺门耳。伏惟相公深留意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与陈丞相别纸》)
朱老夫子如此卖力和热心,结果又如何呢?在朱熹本人所作的《陈俊卿行状》中如是记载:“女四人……次(女)适故着作佐郎郑鉴(即郑自明),再适太常少卿罗点。”
总之,理学家们提倡归提倡,然而现实中的人情归人情。想改嫁的照样改嫁,谁也管不着。可见宋代社会对妇女改嫁问题,并没有形成像后来明清时代那样的强制风气,理学家的言论影响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宋史·道学传》就直接说了:“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可见在宋代,理学虽然在学术领域搞得很热闹,然而在世俗层面上,几乎没人搭理。就从朱熹劝孀妇守节这件事来看,朱熹不可谓不卖力,也明知阻止孀妇改嫁为极难之事,所以书信一写就是两封。陈氏作为宰相之女,更没有所谓寒饿问题,她的改嫁,想必也是得到父亲和兄长的支持,不然也不会前夫才死了一年,就急吼吼地找到了新的如意郎君。这样的速度,就算拿到今天,扣除为前夫服丧的日子,也是闪婚级的。
谈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的毒害,很多专家都会举出清初的方苞在《岩镇曹氏女妇贞节传序》上的放言高论:
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女守节死义者,秦、周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之不可更仆矣。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民市儿皆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
其实终宋一朝,没人拿程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当回事。所谓“震动乎宇宙”,还得等到明朝那一班将程朱理学当成仕途敲门砖的文士卖力鼓吹,才成气候,才形成大明王朝全国各地无处不有贞节牌坊的奇观。
至于这个责任是不是就落在程子身上了,我觉得也不应该。哲学家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思想,至于他的思想合理与否,完全在于后世是否采纳并推行,推行之后又是否有成效。比如柏拉图写的《理想国》一书中,就有很多奇特的想法,然而并不妨碍他的伟大,并不妨碍《理想国》作为一部哲学名着流传百世。我们又为何厚于老外,而菲薄自家的老祖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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