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闻 苏轼考试 曹操父子躺枪
苏轼成为公众人物,最初是因为他的文章。仁宗嘉祐元年(1056)七月,苏轼兄弟参加了开封府解。榜出,袁毂第一,苏轼第二。苏轼本来是四川人,却参加了开封府解,显然,其中一定有其父亲运作沟通的艰辛。不管其中有什么猫腻,苏轼都成了史上最牛的“大学联考移民”。历史告诉我们,考试制度在于得人,少些清规戒律可能更有益。
嘉祐二年,文坛领袖欧阳修权知贡举。苏轼兄弟试于礼部,这年的策论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仅用六百余字就阐述了自己一生所遵循的仁政治国理念:提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主张赏罚分明“有一善,从而赏之”,“有一不善,从而罚之”;但同时也强调“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奖赏有吃不准的地方要奖赏,惩罚有拿不稳的地方就不要惩罚。在苏轼看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赏重了“不失为君子”,而罚重了“则流而入于忍”。
担任点检试卷官梅尧臣读了苏轼的文章,觉得“有孟轲之风”,转交给欧阳修看。
欧阳修读了后,“惊喜以为异人”。尤其是苏文中引经据典,有“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之句。
饶是欧阳修一代文宗,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出苏轼用典的出处。去向梅尧臣讨教“此出何处?”哪知做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博闻强识的梅尧臣也是不知,老脸一红,自已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何须出处!”。
最后,两位考官大人达成共识:肯定是两个人记性不好,忘记了出处(“以为皆偶忘之”)。
欧阳修本来想把苏文取为第一,可是担心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疑,将苏文取为第二。
等到揭榜后,这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欧阳修与梅尧臣面面相觑,自我解嘲道:“这个考生此经据典必定有出处,可能是我们上了年纪忘记而已。”(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
发榜后,苏轼按规矩前去拜谒考官。
欧阳修不耻下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见于何书?”苏轼回道:“事见《三国志》-孔融传注!”
欧阳修回到家中,将《三国志》-孔融传遍阅,也没有见到原文出处。
他日再问坡,苏轼不敢再有所隐瞒,实话实说道:“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
欧阳修听了,不由对眼前的青年刮目相看。他并没有因为苏轼的杜撰历史而恼羞成怒,反而兴奋异常,他折服于苏的疑古与创新。认为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时隔多年,苏轼回忆起师生二人初次见面的场景:“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将老休,付子斯文…”师生一见如故,欧阳修将年仅21岁的苏轼引为同道中人,而且嘱咐他“我将老休,付子斯文”,希望苏轼能够继他之后,肩负起领导文坛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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