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明君”李世民曾在何地屠城
东汉开国名将耿弇,一生“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而类似的杀戮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千古明君”李世民也曾在河东郡夏县(今山西夏县)屠城。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八月,李靖率唐军从夔州出发,沿着波涛汹涌的长江水路向东挺进,要扫平南粱。一路连战连捷,两个月后兵临粱国都城江陵。梁王萧铣自知不是唐军的对手,一时又无援兵,于是对群下说:若强行抵抗,力尽而降,必害黎元。“岂以我一人致伤百姓”?不如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乱兵之害,以保全众庶。接着他巡视城防,下令士卒放弃抵抗,兵士听后“皆恸哭”。之后便率官属身穿孝衣前往军门投降。李靖顺利收复了南粱。
这里不说李靖文韬武略,用兵如神,只说这个“亡国之君”萧铣,此举可圈可点。
其一,唐军在围住江陵之前,已将其外围精锐文士弘部全部歼灭,缴获战船数百艘,江陵已失去了屏障而成为一座孤城。此时,萧铣如果硬拼下去,到前面送死的必然是那些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市民,既无法挽救南梁的灭亡,又逼使江陵父老血流成河,此时叫停抵抗,理智明智,果断正确。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赞扬和鼓励的往往是“誓与×城共存亡”,而视投降为可耻。萧铣以苍生为念反其道而行之,显示了他的担当与勇气。最能反映他这种精神的,是他对唐军的正告:“当死者唯铣,百姓非有罪也,请无杀掠。”萧铣出身名门,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历代新朝建立,大都靠暴力完成,而百姓则是最大的输家,除要承担战争祸害及衍生灾难外,还要随时面对征服者的屠刀。东汉开国名将耿弇,一生“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而类似的杀戮在改朝换代中比比皆是,“千古明君”李世民也曾在河东郡夏县(今山西夏县)屠城。萧铣的这次正告,恰恰言中了,唐军进入江陵后,“诸将欲大掠”,只是在梁国中书侍郎岑文本(此人后来成为大唐宰相)的强谏和李靖的严词驳斥及军纪约束下,抢劫才没有进行。萧铣追求的“死了我一个,换来百姓安”的精神难能可贵。
其三,萧铣在决定投降前讲了一句颇为悲壮的话:“诸人失我,何患无君?”意思是说,天下有的是君,失去我又算什么呢?说这话时,他称帝己经四年了。天下皆知,做帝王的滋味美妙无比,既至高无上,又享乐无穷。然而,此时萧铣却要抛弃帝位,原因是为了“幸全众庶”,虽说是大唐重兵压境之下的被迫、无奈之举,但仍可窥出其意识深处“民为贵”的一束辉光。
粱王在灭国之际表现出了足够的良知,而大凡有良知的人一般都有气节。萧铣被囚送到长安后,唐高祖见到他连连斥其罪行。萧铣说:“隋失其鹿,铣无天命,故至于此。亦犹田横南面,非负汉朝。若以为罪,甘从鼎镬。”萧铣这段话,可谓不卑不亢,实话实说,从容不迫,大义凛然。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乃风云情势所致,没有什么你是我非之分,只不过是你抢到了而已。二是人各有志,效仿田横何错之有。三是若认为我这样做是犯了罪,是杀是剐由你去。一个阶下囚敢对华夏一个新的“共主”讲出这番“大逆不道”的话,足见其有气节、具胆识。然而,竟惹李渊大怒,将之斩于都市。相比之下,唐高祖倒显得毫无格局和器度可言。
萧铣这个人,隋末乱世一割据首领耳,其“治绩”实在难以“青史留名”,无非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罢了。就其治国安邦的才能而言,假如逐鹿中原他成了赢家,我估计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他在亡国时所表现出的“人民最大”的理念和境界,却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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