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前的外交嘗試 忍讓未見效被迫應戰
當時負責防衛上海的國軍是粵軍的十九路軍,由蔣光鼐任總指揮、蔡廷鍇任軍長,十九路軍的領袖是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陳銘樞及十九路軍主張應付日軍挑釁。
但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戰略意圖做了錯誤的判斷,將日本掩護偽滿洲國建立的“假戰爭”行為,誤判為日軍將“佔領南京,控制長江流域”(見蔣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認為戰火將迅速擴充套件至全國,“中國重要各地亦隨時均有重大危險發生”(見《外交部致國聯及九國公約簽字國駐華公使照會》),甚至認為“國亡即在目前”(見蔣介石《告全國將士電》)。有鑑於這種嚴重判斷,國民政府認為國家軍閥割據內亂不已、軍令政令不統一、財政拮据,無力與日本全面開戰,所以竭力避免衝突,主張忍讓。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長孫科在與汪精衛、蔣介石詳商後,急電上海市長吳鐵城“我方應以保全上海經濟中心為前提,對日方要求只有採取和緩態度。應立即召集各界婉為解說,萬不能發生衝突,致使滬市受暴力奪取。”(見《行政院急電市府避免與日本衝突》電稿)同日,軍政部長何應欽亦致電吳鐵城,重申“滬市為我經濟中心,總以和平應付、避免衝突為是”。23日何應欽還下令十九路軍五日內從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佈防。一二八事變前四天,張靜江邀請蔡廷鍇到杜月笙家中,勸第19路軍“……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帶,以免與日軍衝突。”蔡廷鍇猜測張是受“蔣介石所授意”。(見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在得知國民政府的態度後,蔣蔡等人感到沮喪,但是也表示會服從軍令撤出上海。蔣光鼐說:“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參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調憲兵第6團接替第十九路軍在上海閘北地區的防務。該團27日晚8時從南京車站上車,28日正午抵達真如,其先頭一個營下午到達上海北站,準備次日(29日)拂曉接替十九路軍第78師第156旅第6團在閘北的防務。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當局發出最後通牒後,上海市長吳鐵城在國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於28日13時45分覆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無理要求。1月28日夜11時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給吳鐵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長的回信,對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項要求表示"滿意",卻又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吳鐵城接到該回信已經是11時25分。夜11時30分,不等中方答覆,日軍即向閘北中國駐軍發起攻擊,我十九路軍第78師156旅翁照垣部隨即起而抵抗(前來接防的憲兵第6團一部也一起奮而抵抗),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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