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為何沒出現宦官亂權 清帝任用包衣奴才
羅友枝以“宮廷”為選題探討清王朝統治的內亞性,本身就別具慧眼。陶博(PrestonTorbert)在TheCh’ingImperialHouseholdDepartment:AStudyofItsOrganizationandPrincipalFunctions,1662-1796.(《康雍乾內務府考》,1977)已指出,管理清代宮廷的主要機構——內務府是八旗制度與傳統中國官僚體制的結合,也是融合滿洲色彩並折衷漢制的政治機構。
但在“相容滿漢”之外,羅友枝透過物質文化、社會結構和宮廷禮儀的考察,進一步告訴讀者清代宮廷文化的多元內亞性,包括了滿、蒙、藏、伊斯蘭文化等面向。
清代宮廷制度的重要特色,在於內務府這個中國歷史上獨有的宮廷管理機構。內務府的主要人員是皇帝直轄的上三旗包衣(booi),他們在身份上屬於皇帝的家僕。換言之,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來為其管理家務,與傳統王朝喜好任使太監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發生宦官亂權的主要原因。
但包衣若僅在內廷為天子執家務,很難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因此更為重要的是,清代的幾個重要稅差皆屬內務府包衣專缺。乾隆皇帝即言:“各省鹽政、織造、關差,皆系內府世僕。”在清代國課收入之中,鹽課和關稅分別是第二、三大宗,這些稅收均由皇屬包衣經手,得見內務府在清代財政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
內務府包衣出任重要稅差的代表性例子,莫過於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從史景遷的研究可知,曹寅之母孫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因此曹寅與皇帝雖然名義上是主僕,實際上更像自幼一起長大的兄弟,二者親密逾恆的家人關係,這也是曹寅可以久任兩淮鹽政、江寧織造的原因。
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曹寅四次接駕。然而,接待皇帝的高昂成本被轉嫁到鹽政、織造衙門,造成財務虧空。康熙皇帝死後,雍正皇帝與曹寅的私人關係不如其父,在虧帑無法彌補的情況下,曹家被查抄,迅速走上衰頹的命運,這顯示出內務府包衣的仕途與家族起伏受到皇權影響的戲劇性。《紅樓夢》這部小說描述賈府從榮顯到落敗的過程,很大程度折射出曹雪芹家族的自身經歷,也因此曹雪芹才能用一種極為透徹的筆調描寫賈家“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起伏與蒼涼。
內務府包衣受到皇權影響而仕途起落的例子不止於曹寅,嘉道朝顯宦英和的落敗亦是一例。英和自幼聰穎,科場順利,乾隆五十八年考取進士時年僅二十三歲。和珅曾想把女兒嫁給他,英和的父親德保卻拒絕了這樁婚事,因而遭受和珅忌恨,受謗甚多。但禍福相倚的是,嘉慶皇帝親政之後,英和竟因拒婚而得到皇帝的重用,仕途自此飛黃騰達,爬升為朝中的一品大臣。
然而,作為包衣英和必須為家主當差,即便在外朝任職,也必須兼任內廷差使,負責為皇家監修陵寢。應道光皇帝節儉的作風,英和“裁省”物料,不料道光八年陵寢發生漏水事件,皇帝大怒之下,英和被奪官發往黑龍江當苦差,二子奎耀、奎照也連同罷職遣戍。英和家族在清代中期是“四世翰林”,通過科舉得到外朝任職的機會,其仕途榮顯在內務府包衣群體中可謂異數。即便如此,皇帝意志對家族命運的影響,使其跌宕起伏亦比外朝官僚更具戲劇性,呈現出內務府包衣的獨特身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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