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如何救助流浪乞丐的 政府給乞丐發放米錢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朝廷頒發了“惠養乞丐法”。“惠養乞丐法”規定,每年十月入冬之後,天下各州政府必須“差官檢視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包括流浪乞丐)”,將他們一一登記在冊,每人一日“給米豆一升,小兒半之”,每三天發放一次。
如果你展開《清明上河圖》,仔細些看,可以在畫中的城門外,找到三個乞丐,一個似乎是殘疾人,坐在地上乞討,另一個是孩童,還有一個是位老婦人。可謂很有代表性。宋代商品經濟發達,人口流動急劇,貧富分化懸殊,城市裡出現大量流浪乞丐,是不必意外的事情。《清明上河圖》表現的是北宋汴梁城清明時節的繁華市井風情,這時天氣已開始轉暖,街頭上的流浪乞丐想來應沒有凍死之虞。如果時間再往前推三四個月,寒冬季節,汴梁大雪漫漫。這時候,按照宋代的法律,國家設立的福利救濟機構有義務要收養、賑濟這些流浪乞丐,以免他們飢寒交迫,橫死街頭。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朝廷頒發了“惠養乞丐法”,並於次年開始實行。“惠養乞丐法”規定,每年十月入冬之後,天下各州政府必須“差官檢視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包括流浪乞丐)”,將他們一一登記在冊,每人一日“給米豆一升,小兒半之”,每三天發放一次,從本年十一月七年級開始發放,至來年三月的最後一天停止。宋室南渡之後,也繼續採用“惠養乞丐法”。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宋廷又頒行“居養法”,詔令各州設立居養院,“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居養院起初只是收養“鰥寡孤獨貧乏”者,到了徽宗朝,由於“在京遇冬寒,有乞丐人無衣赤露,往往倒於街衢”,而“居養院止居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惠不及流浪乞丐,所以宋徽宗於大觀元年(1107年)閏十月下詔:“遇冬寒雨雪,有無衣服赤露人,並收入居養院,並依居養院法。”南宋時又廣設養濟院,紹興三年(1133年)正月,高宗下詔要求臨安府的養濟院“將街市凍餒乞丐之人盡行依法收養”。可見養濟院的功能跟居養院類似,也收留流浪乞丐。
“惠養乞丐法”與“居養法”構成了宋代政府在寒冬時救濟流浪乞丐的兩套體系,一是由政府給流浪乞丐發放米錢,一是由國家福利機構收留無處棲身的流浪乞丐。兩種救濟都是季節性、制度化的,通常從農曆十一月初開始賑濟或收養,至明年二月底遣散,或三月底結束賑濟。不過,如果出現天氣嚴寒,或新糧未熟,或生病未愈等情況,政府也會延長救濟的時間,如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三月二十六日,中書門下省發現,“臨安府賑養乞丐人,三月一日已行放散,(但這些人)各無歸所”,朝廷便詔令臨安府再“賑養一月,候麥熟”時候再行遣散。又如熙寧八年(1075年),河北西路的提舉司給朝廷打了一份報告,請求對“乞丐及流民”中的“疲羸老幼疾病”之人,賑濟至六月。宋神宗“從之”。這些生病的流浪乞丐,按照法律,還可以獲得免費“給藥醫治”的救濟。
當然,在“惠養乞丐法”與“居養法”的施行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官辦福利”固有的弊端,比如,有些州縣官吏假公濟私,讓“強壯有行業住家之人”冒充流浪乞丐領取米錢;有些居養院疏於管理,混入了“少且壯者”,“遊惰無圖,廩食自若,官弗之察”。但是,諸如有“不明身份”之人將流浪乞丐的米錢衣物強行收繳、流浪乞丐進入居養院後得不到救濟反倒被人縛住雙手之類的惡行,我相信在宋代還是不大可能出現的。解決“官辦福利”的弊端,有賴於制度技術的進化。應該承認,宋代的國家福利制度還未發展出更完善的機制。
還有人說,這種官方操辦的福利救濟並不值得稱道和提倡,因為官辦福利的成本來自財政,歸根結底來自老百姓的稅收,福利程度越高,意味著老百姓的稅負越重———當我在微博上討論宋代的福利時,最常見的評論就是這樣的批評。他們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宋代的國家福利確實因為“糜費無藝”,出現了“貧者樂而富者擾”的問題。然而,我覺得不能因為“福利病”而否定“基本福利”,正如我們不能因為“營養過剩”而否定“基本營養”。事實上,向國民提供最基本的福利救濟,以免國民在無法自存時陷入絕境,乃是國家存在的最大理由。用宋儒程頤的話來說,“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民因不能“自保”,於是讓渡部分權利出來,擁戴“君”,而“君”則必須履行“保民”之責任,如果不履責,則“君”與“民”的契約取消,於是“危亡至矣”。仔細體味,這不正是“社會契約論”的思想嗎?
在國家提供的“基礎福利”之外,我們當然也需要構造一個層次更加豐富、覆蓋面更加廣泛的民間慈善體系。宋代對流浪乞丐的救助,除了有“惠養乞丐法”與“居養法”構成的國家救濟,還有由士紳與富民群體、佛家寺院自發組織、主持的民間救濟,其中最著名者為南宋士紳劉宰,曾三度“糾合同志”,開辦“粥局”,為無家可歸、無糧餬口的饑民施粥,並以寺院收留流浪饑民。第一次“粥局”從嘉定二年(1209年)十月持續至次年三月,日救饑民四千多人;第二次“粥局”從嘉定十六年(1223年)冬持續至次年四月,日就食者最高達一萬五千人;第三次“粥局”從紹定元年(1228年)二月持續至四月。活人無算。
最後,我想引述一則南宋富人的“隨手街頭救助”故事,作為小文的結束段——— 據《夢粱錄》記載,在臨安府,“或遇大雪,路無行徑,長幼啼號,口無飲食,身無衣蓋,凍餓於道者,富家沿門親察其孤苦艱難,遇夜以碎金銀或錢會插於門縫,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戶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綿被絮襖與貧丐者,使暖其體。”這個故事,讓我在這個寒冷的冬季生出些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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