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不如日本僅僅只因差“兩口氣”?
導致清王朝垮臺的武昌起義,雖然事出偶然,但是偶然之中也有必然。其中,一個重要的必然因素,是日本因素。
武昌起義的實際發動者系“三武”——孫武、張振武、蔣翊武。“三武”之中,孫武、張振武都有留學日本經歷,蔣翊武也擁有大量留日生好友。從這個角度上,也可以說,腐朽的清政府是被中國留日生推翻的。
20世紀初葉,晚清留學潮如火如荼,中國留學生遍佈世界,而且留學歐美的中國學生要比留學日本的早好幾十年,但為什麼最後中國留日生成了大事?他們在日本學到了什麼?
要弄清此由,時光還要倒推十五年。
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國一敗塗地。之後是戊戌變法,效仿日本明治維新,但慘遭失敗。中國與日本有相同的歷史文化,為什麼日本能做到的事,中國做不到?中國人與日本人相比,到底差在哪裡?
於是,中國學子去日本尋找答案。
他們很快找到了,差在“兩口氣”:一是政治革變的志氣,二是不怕死的勇氣。
比起日本的課堂知識來,精神補給對這些中國留學生更具吸引力。
甲午戰爭是體制不及日本的政治失敗,而戊戌變法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時代,因為變法主流人群缺乏無畏的勇氣。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知識分子群,他們滿腹經綸,口若懸河,但動手的勇氣和能力極差,乃至指望憑藉“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官痞“良心發現”“勤王變法”,豈非緣木求魚?
當時中日兩國知識分子群,不乏東亞讀書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國家憂患意識,多滿腹經綸之士。然而,中國知識分子致力的變法,卻沒有像日本維新一樣取得成功,中日精英所差者,不在頭,而在手。即:變法失敗並不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比日本差多少,而是歸結於動手的勇氣與能力。
明治維新的成功,及戊戌變法的失敗,給了轉為革命黨的中國留日生以“實言實行”啟示:“君子動口亦動手。”他們的主要精力與任務不只停留於宣傳政治革變上,而在發動起義,武裝奪取政權上。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是因為沒有獨立的組織,不能獲取獨立的經濟地位,所以必須依附於豢養,無法獨立成事。二是因為他們害怕暴力、沒有以暴制暴的勇氣和能力,而縱觀中國封建王朝兩千年之變遷,非暴力革命決難打破。對此,中國留日生開始有了清醒的認識:
滿清統治者決不會微笑著交出政權,必須像日本維新三傑西鄉隆盛等人那樣,對保守而腐朽的幕府政權以武力奪之。
有著這般見識的革命黨文人,這群中國留日生,與以往歷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們敢說敢幹,不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還是經天緯地的大業。
辛亥革命後,許多日本學者認為:清政府之所以垮臺,是因為那些留日的中國學生“學以致用”,他們把日本明治維新的種子散播到中國。作為革命團體的骨幹,他們的行事風格受到日本的深厚影響,對中國革命團體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勞。
此言基本不虛。我們前面提過,在日本遭受蒙元侵襲時,中國禪師東渡日本,助日本武士抗敵,並禪補日本武士道。六百多年後,中國飽受韃虜蹂躪,到了日本武士道反哺漢魂的時候了。
攜明治維新而閃耀的日本武士道,驚醒中國青年學子:
日本有和魂武士道,所以推動改革成功,中國武士已然絕世,所以百廢難興。敗血的漢魂,必須要新生,漢民族才有可能重新站起。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說的其實就是精神的力量。
以日為師的中國留日生,迅速成為復活“漢魂”的新生力量。在大量的中國留日生群中,先秦華夏人的尚武精神回來了。落腳日本的中國學生領袖,從“斷指將軍”黃興,到“鑑湖女俠”秋瑾,無一不受到武士道影響,骨子裡都流淌著“鐵血”。他們敢作敢為,立志以武力推翻專制的韃虜王朝。
且夫我中國人之樂為奴隸、不自今日始也。……中國全土,為奴隸於異種者,三百五十八年;黃河以北,為奴隸於異種者,七百五十九年。嗚呼!黃帝之子孫,忍令率其嫡親之同胞,舉其世襲之士地,為他族所奴隸者,何屢見而不一。
吾先以一言叫起我同胞曰:國民,吾願我同胞,萬眾一心,肢體努力,以砥以礪,拔去奴隸之根性,以進為中國之國民。……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
這是1903年傳遍中國大江南北的《革命軍》段落,雖然書中有“異種”等字樣,但是那裡的“種族主義”,其實是爭取民族解放的“民族主義”的意思,並不是現在所言的“種族歧視”,所以其張揚的精神總歸是浩然正氣。
《革命軍》的問世,向世界發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宣言:漢魂歸來。
《革命軍》的作者是一個年僅18歲的學生,又是英雄少年,同時也是中國留日生:鄒容。兩年後,他也為中國革命留下了最後一滴血。
可見,以史堅如、鄒容這些血性男兒為代表的中國留日生,將“秀才造反”提升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勇武層次,組成了復活漢魂的生力軍,所以才最終為漢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民族贏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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