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教人做特務 要把腦子訓練成照相機一樣
1902年,王蒲臣出生於浙江江山縣城內一個行醫家庭。1912年,王蒲臣進入江山縣立文溪高等國小讀書,在這裡結識了一位比他大五歲的高年級同學戴春風。作為新生,王蒲臣經常被老生欺負,戴同學知道後,出面怒斥老生,主持公道。同學們以為王蒲臣和戴春風是親戚,於是以後再也沒有人欺負他了。和王蒲臣一起讀書的同學中,還有一位被王蒲臣稱作“五哥”的遠親毛善餘。戴春風和毛善餘後來分別改名為戴笠和毛人鳳。在這個國小裡,王蒲臣還結識了一位比他大四歲的高年級同學張冠夫,後來張冠夫成了軍統局少將處長。
1935年12月5日,王蒲臣被昔日學長戴同學好說歹說,辭去位於南京的江蘇省民眾教育館館長的職務,進入軍統局前身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甲室(機要室)工作,成為戴笠的左膀右臂。
據王蒲臣九十歲時回憶,在這個甲室工作期間,只有十位同事不分晝夜,隨到隨辦,以“不令文電有絲毫積壓為原則”,因此每天晚上都要到深夜二三點才能睡覺,辦公時間在十八個小時左右。他們經常在處理的文稿上,寫上“急急急,十萬火急,片刻不得停留,停留便要殺頭”的字眼,同時寫明日期時間,以示層層負責,尤其督促接到這個電報經辦人員不得延誤。對此王蒲臣非常自豪:這是抗戰獲得勝利的重要因素啊!
也就是在一年前,“五哥”毛同學在戴同學的勸說下,進入軍事委員會特務處下屬的浙江警官學校出任上尉軍官。而張冠夫從1932年起已在南京的特務處工作。他們四人,可謂中國傳統社會中最為典型、最鐵的社會關係:同鄉+同學+同事。他們的交往友情,一直分別延續到1946年(戴笠去世)、1956年(毛人鳳去世)、2000年(張冠夫去世)。
從1935年為戴笠掌管文書和翻譯電稿做起,到1945年抗戰勝利,這十年中,作為一個普通書生,王蒲臣在軍統系統中從底層做起,跟隨戴笠摸爬滾打,西安、漢口、無錫、長沙、衡陽、上海、貴陽和重慶等地,到處留下他的足跡,包括協助戴笠參與西安事變的解決,以及事後囚禁楊虎城等。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後,8月14日王蒲臣和戴笠坐火車抵達上海。為避人耳目,他們住在兩個地方,同時以王蒲臣的住所為聯絡中心。9月初的一天,戴笠告訴王蒲臣:“我用了一個化名張復中的日本人,他在這裡成長,會一口很純正的國語,我約定了一個地方,明天由你去和他見面,要始終保持我昨天告訴你的原則,此後凡是他送來的檔案,都由你收轉。每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也都由你決定,見面時之談話要點必須記下。你只要告訴他你姓林就是,其餘的不必多言。”
第二天,王蒲臣和這位化名為張先生的日本人見面。王蒲臣記得這位日本人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神,一口非常流利的國語,根本看不出是日本人!隨後王蒲臣和他每十天見面一次,時間和地點隨時變動。王蒲臣回憶,這位日本人提供的檔案,對隨後國民黨的“八一三”抗戰時期的軍事行動,“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戴笠手下做特務工作的這段日子裡,給王蒲臣印象深刻的是戴笠的工作態度。戴笠有時電話王蒲臣,故意詢問某人的電話號碼,同時不准他翻看記錄本。他還時常考驗王蒲臣,說很多話但是不許王蒲臣用筆記錄:“身為情報工作人員,一切都要放在腦子裡,不容許翻本子的,一要保密,二是省時。”“一張紙和一支筆,固然對工作幫助很大,但有時會得相反的效果。所以革命工作者,是不能完全依賴筆墨的,要把腦子訓練成照相機一樣,一看就照進去,用到時馬上就可以洗出來。”在戴笠的影響下,王蒲臣把上海常用的電話號碼,幾乎能夠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他升任軍統局駐平津總督察兼理肅奸工作,同時兼任第十一戰區司令部少將參議。而他獨當一面有所“作為”則在1946-1949年,在此時期,王蒲臣一口氣擔任本兼各職好幾個,達到了他特務生涯的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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