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一匹“圈中狼”——有錢有文化的弱者
兩宋時期,中國是世界公認的“有錢有文化的弱者”,“身體”條件之差令世界驚詫。
中國軍隊的戰鬥力為什麼如此之差?他們究竟是一群什麼物種?這就需要細細分解。
世人皆認為,宋之弱,在於“重文輕武”的國策。然而,北宋建國初期,對付西夏,軍事上是處於上風的,對付契丹,打個平手;嚴重不敵的,是女真,全面不敵的,是蒙古。如果說“重文輕武”導致宋軍不行,那麼宋先於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個虎狼之師?
“武器與軍費”決定戰爭論是錯誤的,簡單的一句“重文輕武”也不能一言蔽之。恐怕,必須從更深的“物種起源”找原因。
世所共知,除了盛唐少數朝代,中國曆代帝王多怕“夷”。不少學者把中國怕“夷”的傳統歸結為“狼道與羊道”的差異。其實,以筆者看來,中國的官軍也是狼,與塞外作戰的官軍,他們不是羊,在國內,他們也是如狼似虎。但為什麼這種狼打不過那種狼呢?
這就是同類不同種的問題了。如果把金兵喻為“草原狼”,那麼防內不防外的宋軍充其量算是“圈中狼”。所謂“圈中狼”,其實就是“內斂型”封建王朝製造的“窩裡橫官、兵”別稱。他們主要具有四大屬性:
一是侵佔性。政府權力全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以國家利益為理由,隨意侵奪庶民的財產。
二是壟斷性。將本應該屬於國家資源,甚至機會的擁有,都朝有利於自己地位鞏固的方向攬進。久而久之,變成世襲階級。
三是低效性。把應盡的職責全然當做例行公事處理,沒有工作的原動力,遇事拖拉、猶豫不決、敷衍應對。事非到非處理不可而絕不處理。
四是保守性。在官僚體制下,個人的權力是與其地位成正比例的。為了達到向上爬的目的,他們自然只能墨守成規,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時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當然更不願做任何革新。
前兩種特性鑄就了官、兵“貪婪”與“凶殘”的“狼本質”,後兩種特性則給這種“圈中狼”注入了“惰性”和“鈍性”。總之,這既是一種沒有喪失本性的狼,又是一種反應遲鈍的狼,最終成為一群“內殘外忍”的奇異物種。
宋金戰爭,把宋軍“圈中狼”本質暴露無遺。徽欽二帝,北宋這對著名“亡國父子”,即為典型“圈中狼王”。在國內,他們是“二聖”,從來不失“九五之尊”,而一到了金兵大營,沒等逼迫,雙膝就自動彎曲下來。
東京保衛戰本來是有持久戰機會的。但是,賤骨頭父子先行露怯,東京保衛戰時,敵兵尚未壓境,金兵將領宗翰下通牒書,宋欽宗竟及時回信,說“一一聽命”。金兵圍攻東京,宋欽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靂炮手發炮後竟被梟首處死。
中國皇帝頻頻告饒求和,大漲了遊牧部落首領信心,一半嚇唬,一半武力,以震懾之態,對東京城探囊取物。
當我們每哀嘆這段國恥的同時,不能忽略這樣一個深層“文明變種”問題——同樣一個民族,為什麼在唐太宗時能主導世界、而宋徽宗時卻“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他們手中,擁有的是同一個華夏文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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