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與日本首相的那場辯論最終結果是什麼?
近代日本西化後,儘管通過甲午戰爭,已在軍事上與中國分出勝負,但在文化上,中國有些“國學大師”還是看不起日本。用當時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話説,就是——
“我國則輕視中國為頑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國則譏諷我國為輕浮躁進妄自模擬歐洲文明皮毛的一個蕞爾島夷。”
在諸多近代史作中,除了中日“武鬥”的各種記錄,還有不勝枚舉的中日巨擘“文鬥”範例。例如大清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辜鴻銘手持《論語》、“大戰”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辜鴻銘與伊藤博文無需介紹,一個是善辯的晚清官場學究,一個是鐵血日本政要,兩個人碰到一起,註定要冒出“火星”來。
這場“舌戰”發生在1898年10月,這是個非常歷史時刻——甲午戰爭後、戊戌事變時。地點是武昌府,清廷湖廣總督張之洞官邸。此時伊藤博文訪問中國,南下會晤張之洞。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亦隨張一同會見伊藤。為表地主之誼,辜鴻銘送了伊藤一份見面禮——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
辜鴻銘本以為伊藤博文會讚自己“學貫中西”、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卻遭到伊藤博文的一通搶白。
伊藤博文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著名人士,便藉機敲打:“聽説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詞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在軍事上完勝大清,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
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其實帶有明顯的詭辯。
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脣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説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彈丸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作為“戰勝國”的領導人,伊藤博文對中國官場學究態度傲慢,乃至遭到了一場嚴厲反駁,他在辯論上顯然不是辜鴻銘的對手。然而,這場辯論並沒有使他對辜鴻銘高看一眼,也沒有改變他對儒教的偏見。日本首相的思想導師不在東而在西。盧梭加俾斯麥,憲政思想加軍國政治才是伊藤博文的核心價值體系。而儒教以及中國晚清學者在他心中,並無一席之地。
伊藤博文對《論語》不以為然,對官場學究辜鴻銘大加嘲諷,是因為在思想意識中,把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和文明體系都放到了對立面。辜鴻銘看不起日本政要的跋扈,伊藤博文也瞧不上中國學究死不認賬的酸。
那麼,他們到底誰為本國贏得了尊嚴?從甲午戰爭到庚子之變,近代中日之間發生的一連串歷史事件,肯定了這樣一個事實:儘管辜鴻銘辯才無雙,但沒能挽回天朝顏面。因為戰場上找不回的東西,口水場上亦不可能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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