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鏡頭裏“同光中興” 一個老病帝國的迴光返照
1861年1月11日,躲避英法聯軍逃到熱河、一病不起的咸豐帝,批准了恭親王奕會同軍機大臣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設立總理衙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在圓明園被付之一炬、老大帝國面臨危急存亡之際,旨在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
在奕、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中堅人物看來,富國強兵乃是洋務運動的核心目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李鴻章寫給曾國藩的信中提到:“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於是,這些手握軍權和財權的洋務派大員們把強國的希望寄託在練兵、制器之上。
1865年9月20日,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這是清政府開設的規模最大的近代軍工企業。據有關資料記載,從1867年到1893年的20多年間,江南製造局共製造輪船8艘,各類槍約5萬餘支,各種炮270尊,水雷500餘個,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近代化鍊鋼廠,增強了國防力量,培養並造就了一批技術人才。
由於辦理洋務需要精通外語的人才,京師同文館也應運而生。1862年,同治帝批准創建京師同文館,成為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起初只有英文館,後來增加了法文館和俄文館。隨着工業水平的提高,對各學科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不久,同文館又增設了天文館、化學館、物理館以及醫學、製造編繪各館。
軍事工業的發展,深受經費短缺的困擾。19世紀70年代後,洋務派在“求強”的同時,也開始興辦冶煉、紡織、航運、鐵路等諸多民用企業,尋找“求富”之路。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等企業紛紛建立。
隨着西方列強在北京設立大使館,各國使節、商賈、冒險家也帶着北京人從未見識過的洋玩意兒來到北京。“洋布”、“洋火”、“洋捲煙兒”成為街頭巷尾商鋪裏熱銷的商品。拉洋片,則成為當時北京街頭備受歡迎的一種表演。北京城裏商業繁榮,百業興旺。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年年攀升。危如累卵的大清國,竟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出現了一派中興氣象,以至於曾國藩在奏摺中把這一景象稱為“同光中興”。
1867年至1872年,蘇格蘭攝影師約翰·湯姆遜(JohnThomson)正在中國遊歷。他用手中的照相機記錄了當時正在變革中的大清朝,其中在北京拍攝的一組照片給人印象尤為深刻。他不僅用鏡頭記錄下北京這個古典都城的典雅與靜謐,也記錄下普通北京百姓面對洋玩意兒時的新奇與熱情;他不僅記錄下了主持洋務運動的朝廷大員的精神氣質,也記錄了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在他的鏡頭中,不僅有生活精緻的中上層人士,也有衣不遮體的街頭乞丐。他鏡頭下的北京,生動、立體,既不虛美,也不隱惡。人們既可以看到一個變革的時代,也能看到“中興”背後那些不堪的現實。
所謂“同光中興”,只是一個老病帝國的迴光返照。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國被一向蔑視的蕞爾小邦日本打得毫無還手之力,“中興”夢碎,等待它的是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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