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臨終遺言內容 為何會“文臣人人可殺”
朱由檢知道這些都是“馬後炮”,不予理睬,低頭在御案上寫了十二個字,讓站在旁邊的司禮監太監王之心看了一下,隨即抹去。據説,其中六個字是“文臣人人可殺”,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壞在這幫文臣手中的。
明毅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異母弟,母為淑女劉氏。於1622年(天啟二年)年被冊封為信王。1627年-1644年在位,年號崇禎。
朱由檢位後大力剷除閹黨,勤於政事,節儉樸素,並六下罪己詔,是位年輕有為的皇帝。在位期間農民起義猖獗,關外清朝勢大,已處於內憂外患交集的境地。1644年,李自成軍攻破北京後,於煤山自縊身亡,為江山社稷而死,遵守了明朝歷代皇帝“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祖訓,終年33歲,在位17年。
朱由檢死後廟號毅宗、懷宗。清朝上諡號守道敬儉寬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上諡號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葬於十三陵思陵。
熹宗於公元1627年8月(天啟七年)死後,由於沒有子嗣,他受遺命於同月丁巳日繼承皇位,時年十八歲。第二年改年號為“崇禎”。朱由檢即位後,面對着危機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尋求治國良方,勤於政務,事必躬親。與前兩朝相比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朱由檢一生操勞,旰食宵衣,每天夜以繼日的批閲奏章,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天天生活在操勞、恐懼、痛苦、煩躁與焦慮之中。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竟遭輔臣的批評,崇禎帝連忙自我檢討。曾一度使明室有了中興的可能。
同時朱由檢大力清除閹黨。天啟七年十一月,朱由檢抓準時機剷除了魏忠賢的羽翼,使魏忠賢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然後一紙詔書,貶魏忠賢鳳陽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縊而死後,下令磔屍於河間。此後,將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錮終身,使氣焰囂張的閹黨受到致命打擊。平反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託付他收復全遼的重任。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
朱由檢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但因矛盾叢集、積弊深重,無法在短期內使政局根本好轉。他增加賦税,增調重兵全力防範雄居東北的後金政權和鎮壓李自成、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因對外廷大臣不滿,朱由檢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後,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凌駕於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户、工二部,而將户、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無奈中,他不斷反省,四下罪己詔,減膳撤樂,但最終無法挽救明王朝於危亡。
崇禎帝朱由檢知道這些都是“馬後炮”,不予理睬,低頭在御案上寫了十二個字,讓站在旁邊的司禮監太監王之心看了一下,隨即抹去。據説,其中六個字是“文臣人人可殺”,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壞在這幫文臣手中的。
艱難的最後時日
對於朱由檢而言,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個月,是艱難的最後時日。在徵調各方“勤王”之師的同時,還得籌措軍餉。辦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監獄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獻軍餉來抵贖他們的罪狀;辦法之二是,凡是皇親國戚、高級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獻軍餉。前者似乎有一點效果,因為可以抵消罪狀,所謂“花錢消災”。後者卻收效甚微,因為那是平白無故的捐獻,只有皇帝身邊的太監頭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礙於情面,各自捐獻了五萬兩銀子。
其餘高級官僚個個好像“鐵公雞”——一毛不拔。閣臣魏藻德僅僅象徵性地捐獻了五百兩銀子,閣臣陳演在皇帝面前裝窮,表白自己一向清廉,從未索賄賣官,一兩銀子也不捐。那些皇親國戚們,富得流油,卻吝嗇得很,不肯為國出錢出力。皇帝派太監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終沒有鬆口,氣得太監拂袖而起,丟下一句話:老皇親如此吝嗇,大勢去矣!江山丟了,你積蓄財產還有什麼用?
太監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當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獻了一萬兩銀子。在宮廷中撈足油水的太監,為了躲避捐獻,紛紛使出渾身解數,在各自的房屋上貼出“此房出賣”的廣告,並且把古玩、雜物擺攤出售,好像已經窮到非典賣家當不可的地步了。這些皇家的奴才們,甚至大發牢騷,在宮門上寫打油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顯示出明王朝已經窮途末路,樹倒猢猻散,一點凝聚力都沒有了,依附於王朝而飛黃騰達的勛貴們,已經離心離德。他們不是沒有錢,而是對於王朝的滅亡無動於衷。後來農民軍攻佔北京,對他們“拷掠追贓”,在嚴刑威脅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萬兩銀子,陳演也拿出了四萬兩銀子,農民軍在周奎家抄出銀子五十多萬兩。
這是一個王朝行將滅亡的不祥之兆。
當此之際,朱由檢只能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於吏治的敗壞,向六部和都察院發去訓誡的諭旨;另一方面為了挽回民心,發佈大赦天下的詔書,對他十七年的政績作了深刻的檢討:
——十七年來,遼東和中原的戰事,調兵措餉,實在是不得已的事。連年征戰,賦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結果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是朕的過錯;
——貪官污吏乘機巧取豪奪,刻意盤剝,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內宮,不能體察,是朕的過錯;
——將領懦弱,士兵驕縱,不肯拼命殺敵,反而對百姓燒殺搶掠,視為仇敵。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瘡潰爛,是朕的過錯。
在歎息痛恨、引咎自責之後,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馬已經前來勤王,加派的賦税已經免除,一切不便於民眾的事情全部取消,要開創一個新局面。希望跟隨李自成的牛金星、劉宗敏等人,乘機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還表示,動亂平定以後,一定任用賢能的人治國,改革從前的腐敗政治,和大家一起維新。
這些話流露出朱由檢企圖挽回敗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説毫無誠意,但畢竟為時已晚,無濟於事了。清初歷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評論道:這個詔書如果在去年發出,遠近臣民或許為之感動,如今形勢大變,災禍隨時都會降臨,離開都城一步都危險叢生,誰還會相信呢?
三月十二日,農民軍逼近北京郊區,朝野震動。朱由檢召集大臣詢問對策,大家都束手無策,只説些無關痛癢的話,例如關閉城門、禁止出入之類。次日,他再次召開御前會議,大家一言不發,他氣憤之極,大罵兵部尚書張縉彥瀆職,張縉彥索性摜紗帽,乞求罷官。這種精神狀態,除了坐以待斃,還會有什麼出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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