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不朽武功 與誰為其操盤經濟改革密不可分?
在極其擅長“裝”的中國歷史上,似乎只有呂不韋一人對政商關係的利益驅動直言不諱。《戰國策》曾經記載了呂不韋與他父親的對話。呂不韋問:“耕田之利幾倍?”呂父回答:“十倍。”又問:“珠玉之贏幾倍?”答:“百倍。”再問:“立國之贏幾倍?”答:“無數。”呂不韋告訴父親:“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這段對話,發生在呂不韋到邯鄲經商,遇到秦國留在趙國的人質“異人”(又名“子楚”,即後來的秦莊襄王)之後。另據《史記》記載,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覺,是“此奇貨可居”。這是“奇貨可居”這個成語的來源。
商人呂不韋的確敏鋭地看到了商機:對子楚這件“奇貨”進行投資,可以撬動盈利“無數”的“立國”生意。日後,他也的確從這樁生意中收穫了巨大的利益。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是兩人:除了戰國時的呂不韋之外,就是西漢時的桑弘羊,兩人都混到了總理級別,並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實際上把持朝政,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此後中國歷史的進程發揮了巨大的影響。不過,在高收益的背後,也有着高風險。這兩人下場都極為悲慘:呂不韋因擔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殺,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則更慘,被“烹”而死,全族被滅。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賈文》中,曾對包括呂不韋和桑弘羊在內的四位著名商人的命運有所點評,常為後人所引用:“膠鬲得聖捐鹽魚,範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這四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跨越政商兩界。膠鬲是商朝末年的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孟子註疏》),因此,孟子説“膠鬲舉於魚鹽之中”(《孟子·告子下》)。他與後世的范蠡一樣,從政時都是賢臣、功臣,經商主要是為了全身遠害。區別則在於膠鬲的經商似乎僅僅是謀生而已,不如范蠡那樣聲勢浩大,成為商界典範甚至後世的財神;膠鬲後來再度進入官場,為周文王效力,范蠡則終生不再入仕。此二人,在柳宗元看來,是處理政商關係得當,因此得以善終的典範。
呂不韋、桑弘羊,則與膠鬲、范蠡不同:呂、桑二人,都是商賈出身,而後入仕,最終,兩人都死於政治。四人對比,但凡不斷遠離體制、棄“政”從“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終;但凡不斷貼近體制、棄“商”從“政”、甚至以“商”從“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險地。呂不韋看中子楚“奇貨可居”之後,開始運作這樁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政治生意”。他迅速獲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經營思路很簡單:協助子楚返回秦國,爭奪秦國的王位。子楚則承諾,成功後對半分成:“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在這一過程中,呂不韋作為天使投資者,承擔了子楚的所有運作經費及生活費用。甚至,根據司馬遷的描述,呂不韋還將已經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給子楚,生下一子,取名為“政”,據説這就是日後的秦始皇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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