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祕聞:曝光曾國藩與咸豐帝的權力之爭經過
咸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借父喪之機,向咸豐帝攤牌索要更大權力。清廷以為太平天國行將覆滅,斷然令曾國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後,江南大營再次崩潰,太平天國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區,切斷了清王朝賦税、漕糧的主要供應渠道。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起義的烈火迅速從廣西燃向全國,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與綠營不堪重用,為湘軍登上歷史舞台提供了機會。隨着湘軍興起,國家的一些重要權力也逐漸移向地方,轉入漢人手中。統治者既要依靠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願將權力拱手相讓,由此展開了清廷與以湘軍集團為首的地方勢力對權力的爭奪。
晚清湖南地方軍隊被稱為湘軍。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起義的烈火迅速從廣西燃向全國,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與綠營不堪重用,為湘軍登上歷史舞台提供了機會。隨着湘軍興起,國家的一些重要權力也逐漸移向地方,轉入漢人手中。統治者既要依靠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願將權力拱手相讓,由此展開了清廷與以湘軍集團為首的地方勢力對權力的爭奪。
太平天國起義迅猛發展,湘軍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顯,湘軍集團逐漸取得地方軍政大權。咸豐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晚清中興名臣之一、湘軍重要首領——編者注)署理湖北巡撫,與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廣總督官文。清代官制中總督偏重軍政,巡撫偏重民政,軍權應歸於官文。可官文貪鄙庸劣,見識淺薄,只因是滿洲正白旗貴族而為咸豐帝所重用,所部軍隊戰鬥力極差。胡林翼撫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雖申奏,但咸豐帝仍下嚴旨要其會同官文辦理湖北軍政。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變策略,轉而與官文結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為首功,每月撥鹽釐3000兩相贈,還讓自己的母親認官文寵妾為義女,進而與官文兄弟相稱。不過,胡林翼並非與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試圖加以利用。官文也深知在此戰爭環境,多少督撫因為不善帶兵,或死於戰事或被罷職免官,於是也樂於依靠這個對自己恭敬備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來,既然胡林翼滿足了自己對聲色貨利的喜好,自己贊同他的軍政主張,也算是禮尚往來。於是,胡林翼大刀闊斧厲行改革,穩定湖北局勢,從而在同太平天國爭奪長江中下游地區時處於有利地位。
但事實上,清廷並沒有放棄對地方權力的嚴格控制和打壓。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運用權術,讓清廷認為改革措施多為官文主張,湘軍集團是難以迅速發展起來的。咸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借父喪之機,向咸豐帝攤牌索要更大權力。清廷以為太平天國行將覆滅,斷然令曾國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後,江南大營再次崩潰,太平天國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區,切斷了清王朝賦税、漕糧的主要供應渠道。於是,山窮水盡的朝廷陷入兩難境地:要麼拘泥於不輕易授予漢人實權的舊制而坐以待斃,要麼聽任湘軍壯大勢力,但可以利用他們來度過亡國危機。在太平天國大軍的逼迫下,舍湘軍而無其他勁旅可以依靠,清廷只能容忍湘軍將領執掌地方軍政大權,於是,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可以説,湘軍集團能夠取得多大的權力,與太平天國給清廷帶來的危機程度,以及清廷解決危機時對湘軍的依靠程度是密切相關的。
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國戰事和辛酉政變的發生,將湘軍集團的權力推向頂峯。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帝在避暑山莊去世,遺詔以年方六歲的載淳繼位,同時任命户部尚書肅順、怡親王載垣等八大臣為“贊襄政務王大臣”。經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形成了兩宮皇太后與恭親王奕共治天下的局面。為最大限度地發揮湘軍集團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權轉向主動授予他們更大的權力。這年十月,命曾國藩督辦江、皖、贛、浙四省軍務。十二月,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李續宜為湖北巡撫,彭玉麟為兵部侍郎。次年正月,命曾國藩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八月,劉長佑補授兩廣總督。十二月,劉長佑調任直隸總督。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曾國荃補授浙江巡撫,唐訓方補授安徽巡撫,郭嵩燾補授廣東巡撫,劉蓉補授陝西巡撫。次年,楊載福補授陝甘總督。短短几年間,湘軍集團勢力急劇膨脹,南至兩廣,北到直隸,東到兩江,西至陝甘,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撫。而他們手中所握有的權力,遠遠超過此前的清代督撫。
依照清代舊制,總督主軍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標營之外,並不能越過提督直接干預營務;巡撫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撫標營外,也不能干預營務;布政使掌財政,直屬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監察,直屬刑部。可見,軍政大權都集於中央,地方大員各負其責,互不統屬,誰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聽命於中央。而鹹同年間,特別是同治初年,大批湘軍將領位任督撫,他們既主軍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勢已成,再加上兵餉自籌,厘金完全由督撫支配,原本應該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關税、鹽課等項銀兩也被督撫截留,大半充作軍餉。這樣,一省三憲——即巡撫、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復存在,督撫專權的局面勢將形成,湘軍集團的權力在此情形下也達到了頂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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