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啥時候失去尚武精神的
什麼是尚武精神?在中國精英們普遍進入“婦女態”的同時,日本的精英們卻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讀書人”居然身佩雙劍,這令當時來訪的大清學者極為震撼……
中國的文弱,普遍認為正是始於宋代。當趙匡胤取得天下時,基於五代時期“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亂象,一方面“杯酒釋兵權”,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僅奪了丘八們的權,乾脆連槍桿子都藏了起來。
到了宋真宗手裏,宋室達到強盛頂峯,真宗皇帝更是御筆親撰《勸學文》,宣稱“書中自有千鍾粟”、“黃金屋”、乃至“車馬多如簇”,鼓勵“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給天下人放了根很誘人的胡蘿蔔。
清初思想家顏元指出:“衣冠文士羞於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他痛陳道:“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並認為其根子裏就是“千餘年來,率天下人人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之也”,“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
他甚至痛罵道:“宋元來儒者習成婦女態”,全國成了一個放大的禁宮,絕大多數人在精神上被集體去勢,而望眼欲穿地、苦心孤詣地等着權力的臨幸。
中國雖然很早就獲得了製造西式槍炮的人才和技術,但卻嚴加控制,如同秦始皇控制菜刀一般。而在日本,只因為葡萄牙人“帶來了火槍”,人們就“懷着感激的心情虔誠迎接”,日本的精英們甚至全身心地參與到西式武器的研製中,槍支和火藥的製作方法傳入日本後僅十二三年,日本全國已有萬支步槍。
書生研究殺人利器,而且“槍支氾濫”,這在全面禁止民間持有武器的中國是不可思議的,而日本學者卻堅信這直接或間接幫助“民眾知識分子們”提高了“開始覺醒的現實主義、客觀主義乃至合理主義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壓迫下率先覺醒的日本精英們,將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兵學因此成為顯學。他們面前既沒有金榜提名的胡蘿蔔,後面也沒有莫談國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維新前後大量武士轉變為知識分子,日本精英羣體已然具有濃烈的陽剛氣息。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了不少“儒將”,不僅能打仗、打勝仗,而且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漢詩。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開始寫作《中國之武士道》一書,選取了70多個春秋戰國時期的着名人物作為中國武士道精神的體現者。他為這本書寫下了充滿激情的長達五千言的自序,為中國之武士道“招魂”,喚起國人尚武之精神,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
當梁啟超呼籲“中國武士道”的時候,革命派和立憲派推出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革命派推出了岳飛、洪秀全,標準是種族革命;而立憲派則反對以族羣劃線,而將向外開疆拓土、宣揚國威的張騫、班超、鄭和諸人奉為民族英雄。
在一個尚武年代到來之時,中國卻又悲劇性地陷入了“誰是我們的敵人”的難題之中,“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傳統劇目持續上演,經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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