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心中乾隆盛世 為何在外國人眼中不屑一顧?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國派出的第一個訪華使團到達中國。英國人對這個神祕的國度充滿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像《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然而,一登上中國的土地,他們馬上發現了觸目驚心的貧困。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説:“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裏,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
乾隆統治下的中國,縱向比,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人口最多、國力最盛的時期;橫向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何以這個在滿清眼中足以匹敵古代任何一個時代的盛世,在英國人眼中卻如此黯淡?原因很簡單,乾隆時代中國人和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實在太大了。14世紀到17世紀,歐洲人並不比中國人富裕。他們的食物中肉食比重並不算高,一大塊麪包加一碗濃湯就已經讓辛苦了一天的英國農夫心滿意足。但是隨着社會的快速發展,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在當時,中國農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糧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憐,通常情況下,在春荒之際,還要採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時代,民眾吃糠咽菜的記載比比皆是。據《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民卷》介紹,普通英國農户一年消費後,可剩餘11鎊,約合33~44兩白銀。而一箇中等中國農户一年全部收入不過32兩,而年支出為35兩,也就是説,辛苦一年,還要負債3兩,才能過活。所以一旦遇到饑荒,普通人家會立刻破產,賣兒賣女的情況十分普遍。乾隆盛世的貧困,不僅僅體現在物質上,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精神上。
到達浙江沿海後,因為不熟悉中國航線,英國人請求當地總兵幫他們找一個領航員。總兵痛快地答應了。英國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總兵的辦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從海路去過天津的百姓都找來。使團成員巴羅説:“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羣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傢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他們徒勞地哀告道,離家遠行會壞了他們的生意,給妻子兒女和家庭帶來痛苦,總兵不為所動,命令他們一小時後準備妥當。”這一幕在歐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國人説:“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於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而同時代的歐洲,人權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一個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將另一個人置於腳下。
乾隆所處的18世紀,是人類歷史偉大的轉折點。在這以前,人類進步的腳步一直是遲緩的。而從這個世紀起,歷史開始跑步前進。戴逸先生在他的《論乾隆》文中説:“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國經歷了產業革命的全過程。”戴逸先生又在他的著作《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提及:“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層藴含着龐大的資源和能量,人們一直在探求而少收穫。18世紀,一下子得到了打開寶庫的鑰匙,新的生產力像蟄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噴湧迸射出來。工農業產值幾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質財富滾滾而來,源源不絕。”
而這個世紀政治文明的進步並不慢於物質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名著《論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國宣佈獨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國爆發資產階級大革命,提出了“主權在民原則”。乾隆皇帝退位後的第二年(1797年),華盛頓宣佈拒絕擔任第三任總統,完善了美國的民主政體。18世紀,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過立憲制和代議制“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他們關到法律的籠子裏”。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卻在做着相反的事情。他視民間社會的活力和自發精神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敵人,積六十餘年努力,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裏。
乾隆盛世不過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閹割版重複。乾隆盛世的功績是創造了政治穩定,產生了數量空前的人口。然而乾隆時代給中華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創傷,遠大於這一時的成就。橫向對比18世紀世界文明的發展,乾隆時代是一個只有生存權沒有發展權的盛世。縱向對比中國歷史,乾隆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乾淨、意志被壓制得最靡弱的時代。可以説,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設計出來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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