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是否真的存在所謂“洪武之治”
對明朝是否存在“洪武之治”,史學界歷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明朝歷史確實出現過“洪武之治”,因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時期(1368—1398年)曾經有過一段盛世。由於明太祖統治期間以洪武作為年號,朱元璋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後世史學家稱其為“洪武之治”。
另種觀點認為,朱元璋為人殘忍忮刻,疑心太重,殺人過濫,幾乎應了元代鄭廷玉的詞所寫那般:“閒時故把忠臣慢,差時不聽忠臣諫,危時卻要忠臣幹。”導致了君臣心不齊、官民心不聚,要想真正“從亂到治”絕非易事,畢竟朱元璋雖為中央集權之需,但以明初四大案血洗朝廷,其破壞程度不僅當時震驚朝野,也為後世之不齒。文官系統和武將系統被清洗,宰相遭罷,中央政府破壞不堪,在應對地方藩王所發起的“靖難之變”的能力都沒有的情況下,我們在此妄談“洪武之治”,顯然其客觀性現實性很是存疑。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就指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也並非毫無道理之説。
下面我們先分析一下兩種説法的理由,再談談筆者的分析意見。
認為有“洪武之治”,主要理由有四:
一是實行改革吏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就着手改革吏治,他首先廢除行中書省,設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別擔負行中書省的職責,三者分立又互相牽制,防止了地方權力過重。
二是大力發展經濟。朱元璋吸取元朝滅亡的教訓,實行了一系列休養生息、發展農業和工商業生產的措施,使得明朝的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民户達1605萬户,人口達6054萬人,墾地面積達850萬頃,為明朝後世的經濟發展打下極為牢固的基礎。
三是重視文化教育。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詔令天下立社學,府、州、縣每五十50家要設社學一所,用於招收八到十五歲的民間兒童入學。兒童入學後先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後學習經、史、歷、算等知識,同時必須兼讀《御製大誥》、明朝律令,另外還要講習社會之禮。但是由於太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而將許多自己所厭惡的語句(如“民貴君輕”)一一刪去。而明科舉之八股文亦是呆板之至。整體而言,洪武年間文化教育雖不若唐宋之風,但對於元末之文化衰退而言,朱元璋之功亦不可小覷。
四是強化對外軍事。為了徹底解決蒙元貴族的殘餘勢力,洪武帝從明朝建立開始就不斷北伐。洪武二年(1369年),明軍追擊北元殘餘勢力,俘虜丞相脱火赤以下一萬餘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幾百裏外。洪武三年(1370年),明軍再次北伐,於沈欲口大破元軍主力王保保,俘虜文濟王以及國公閻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韓扎兒等十萬餘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軍越過長城,輕騎雪夜奔馳,偷襲元軍大寨,最後在蒙古捕魚兒海大敗元軍,俘虜北元殘餘勢力八萬人。蒙古從此一蹶不振,分裂為韃靼、瓦刺、兀良哈三大部。
正是這些舉措,使得明朝伊始就步入了良性發展軌道,呈現一派欣欣向榮景象。
認為“洪武之治”根本不存在的觀點,理由主要是:
第一,朱元璋的出身經歷及胸懷眼界所限。出身寒微、放過牛、當過和尚的朱元璋,確實在元末農民起義中縱橫捭闔,力挫羣雄,終於平定四海,統一宇內。但也正因為他出身草根緣故,雞腸狗肚,心胸狹窄。故天下底定後,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那些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文臣宿將自然都爵高位顯,權尊勢重。朱元璋害怕這些人功高震主,於是有計劃地屠戮功臣,大有不趕盡殺絕決不停手之勢。宰相胡惟庸“謀反”一案,先後有3萬餘人罹難被殺;藍玉“謀反”一案,又有1.5萬人丟了性命。平心而論,胡惟庸身為宰輔,已位極人臣,他怎敢覬覦天子寶座?藍玉不過一赳赳武夫,恃勢凌人則有之,要奪大明江山,證據顯然不足。更何況他們不在干戈紛擾時謀反,卻在天下一統之後篡逆,天下豈有如此笨伯哉?朱元璋簡直殺紅了眼睛,甚至他的親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死在他的屠刀之下。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幕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連性命都難以保全,誰還肯為天子盡忠?!
第二,朱元璋採取極端手段控制官為民意。對於手無寸鐵的儒士,朱元璋也刻意防範。為了偵察別人隱私,他設立了特務機構錦衣衞。莘莘士子的舉手投足,都在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博士錢宰奉調赴南京編纂《孟子節文》,公餘之暇,信口吟了一首詩。不料隔牆有耳,早已被特務錄在紙上,報告給了朱元璋。次日上朝時,朱元璋指着詩中的“嫌”字説,你的詩寫得不錯,只是朕並沒有“嫌”你,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嚇得手足無措,連忙叩頭謝罪。國子祭酒宋訥一天因小事悶悶不樂,特務在門縫裏覷得明白,照實畫了下來。次日朱元璋問他因何生氣,宋訥如實回答,並問皇帝何以知曉。朱元璋莞爾一笑,拿出了畫像,宋訥不由得大驚失色。
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老實木訥,卻直言敢諫,只因他原是陳友諒的部下,朱元璋心存芥蒂,竟親自到他家查看。見他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才放下心來,誇獎他恪守官箴,一塵不染,又命人給他換了一套大房子。當然,這種曠古恩典只是例外。試想,僅依靠壓服制服管服的局勢,焉能是可以高枕無憂的環境?深陷疑心疑慮疑忌的心理,豈能是放心用人的氛圍?有道是,士為知己者死。當時,朱元璋連起碼信任都不存,何以換來將臣學士的精忠報國?單憑朱元璋一人之力是不可能真正建起宏偉基業並大治天下的。
兩種説法,筆者看來,是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其實是都對也都不對。説對,是指無論哪種説法都擺出了事實,都言明瞭真相。説不對,是指二者都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個方面,忽視或忘記了另一面。
譬如説,朱元璋即位之初,確實施展了他的雄才大略,並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重視軍事,關注民生,使得整個明洪武時期(1368—1398年),“百姓充實,府庫衍溢。蓋是時,劭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大興屯田,“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明史·食貨志》)。後來能得到清康熙帝嘉其“治隆唐宋”,也是實至名歸,不屬謬讚。但我們不能不承認,朱元璋在治國期間,也確實出現了許多政策失誤、決策失敗之處,一定程度傷害或破壞了大好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的局面,讓期望中的“洪武之治”遲遲未能真正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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