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袁世凱:他僅簽署同意“二十一條”中的四條
1915年2月,日本趁歐美國家忙於一戰,無暇東顧之際,通過出兵方式,奪取了德國原在山東的一切特權。緊接着,又祕密向袁世凱提出了簽約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該條約共分為五號二十一個條款,所以被稱為“二十一條”。有評論認為,如果中國全部接受了“二十一條”,就會成為亞州的第二個印度,即日本的保護國,但要是拒不接受,日本也會以此為由大舉侵華,而且同樣可以把中國逼到亡國的邊緣。
在袁世凱、段祺瑞等北洋軍人成長的時代,雖然新舊理念已處於交替之中,但社會思潮的主流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段祺瑞為例,在他所就讀的武備學堂,熟讀經史,以“感發忠義之心”,仍是學堂的根本宗旨,熟讀並背誦一段經史,乃每個學生的必修課。
“中學”和經史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容,都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及發揚民族氣節息息相關。長期處於這種潛移默化的教育之中,使得段祺瑞等人在骨子裏普遍有一種保家衞國的民族情懷。早在甲午戰爭時期,日軍進攻威海衞,剛剛學成歸國不久的段祺瑞就曾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督率學生協守炮台”。
得到“二十一條”的相關消息後,段祺瑞立即以陸軍總長的名義,領銜十九省將軍致電政府,表示堅決反對簽約,為此不惜與日本決戰。在電文中,他慷慨陳辭:“有圖破壞中國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國雖弱,然國民將羣體殉國!”
然而袁世凱則有不一樣的考慮。此時距離甲午中日戰爭不過才二十年,在這二十年裏,日本的國力和軍事實力又得到了較大提升,它能夠在日俄戰爭中取勝就是一個明證。
與日本相比,中國的二十年卻過於曲折,不但未能怎麼前進,大多數時候還在後退,尤其是經過八國聯軍侵華,已經是元氣大傷。辛亥革命後,總算有了一點鳳凰涅盤,浴火重生的氣象,可是若論國家實力的對比,恐怕還不及甲午那時候呢。在這種條件下與日本硬碰硬,確實非常困難。
袁世凱是甲午戰爭的親歷者,北洋政府成立後,還特地聘請了日本人阪西利八郎做自己的軍事顧問,當然比別人更清楚中日軍事水平的實際差距。發現“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他只能在政治策略上動足腦筋,即一面讓外交部同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盡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權利”,一面暗中向報界泄露條約的部分內容,以期讓英美對日本施壓。
這種雙管齊下的策略被證明並非完全無效。在“二十一條”的第五號條款裏,規定了中國政府必須聘用日本人為政治、經濟、軍事顧問,以及中日合辦警察、兵工廠等。所有條款裏面,以它對中國的危害最大,袁世凱稱之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點”,因此以今後再行協商為由堅決予以拒絕。迫於多方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同意刪去此條款。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內對“二十一條”做出答覆,否則“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隨後日本擺出大戰的姿態,陸軍紛紛出動至奉天、山東,海軍艦隊駛進福州、廈門、吳淞、大沽口等處。
5月8日,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在總統府討論此事。袁世凱認為既已取消第五號條款,其他條款不是亡國條件,在萬得不已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接受。大多數與會要員也都主張接受日方要求,惟有段祺瑞獨持異議,他重申要動員軍隊,對日本示以強硬態度。
5月9日,晚上11點,在英美駐華公使都勸告中國“應避免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的情況下,中國對外宣佈只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部分要求。這就是後來簽署的“中日民四條約”,該條約使得日本在滿蒙、山東的在華利益得到鞏固和擴展,但對比原案,損失已降低到最低程度。
“民四條約”簽訂後,袁世凱發誓要帶領國民奮發圖強,以便有一天能夠與日本“抬頭相見”。在他授意下撰寫的《中日交涉失敗史》一書印了五萬冊,他當時咬牙切齒地説:“這一次我們吃了一個大虧,將來有一天我們翻了身,這部書就可以公開發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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