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懷壯志的崇禎帝 讓晚明的救亡可能變得不可能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為把李自成寫得像一個共產黨員，頗受人詬病。但人們忘記了現實生活中從來就有那麼一些人，可以為了某種原則、觀念或看法，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生命。這樣的人，在中國的底層社會，也從來都是有的。姚雪垠筆下的李自成，其實就是中國底層社會中的這樣一類人物。他們或許文化不高，但講義氣，急人所難，處事公道，慈悲為懷，而且很有能量，在羣眾中頗有威信，於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筆者當年下鄉時，也曾見識過這樣的人物，甚至因為他們不是黨員而頗感悵然。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個共產黨員，實在太讓人遺憾了。這本大部頭的文學作品，不僅把明末農民戰爭寫得跌宕起伏，扣人心絃，而且也充分展現了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關外滿族的強悍及其統治者的足智多謀，以及明末崇禎皇帝空懷中興壯志卻無力迴天的悲涼。時過境遷，農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們的關注，但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於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據姚雪垠先生的遺願，與王維玲女士，從大部頭的《李自成》中，輯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禎皇帝》，以饗讀者。這部《崇禎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這位亡國之君，苦苦支撐了十七年，卻終於沒有能夠在明末的內憂外患中力挽狂瀾，最終不得不弔死在煤山上的那段歷史。這的確是姚雪垠先生創作《李自成》的一個很有歷史意義的視角，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國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對崇禎皇帝的亡國，是抱有深刻同情的。當年，郭沫若寫《甲申三百年祭》，認為崇禎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為政“刻薄寡恩”，“急劇失措”;“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看上去儘管像是想要有所作為的“明君”，會做些表面的仁義功夫，實際上卻是“十分‘汲汲’的‘要譽’專家”，對種種積弊並不真心設法去解決。這樣片面的議論，姚雪垠先生當然不會悉心贊同。在姚先生眼裏，明朝當時的情況，處處限制着崇禎皇帝的行動，正有種種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興”抱負的約束。他要寫出崇禎皇帝的“沽名、諉過、輕信、多疑、善變、專斷、暴躁、狠毒、殘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寫出崇禎皇帝的這種種方面與他所處環境的關係和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在無休止的黨爭之中，崇禎時代的臣子，大多不過是隻知有朋黨，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個官僚集團也已分裂成一個個利益集團;因私而害公是官場的常態。套用“文革”中流傳得很廣的一句話，那時就是“爹親孃親不如派性親”。正因為如此，當時沒有一件事是崇禎皇帝想做就能夠做得成的。出於朋黨的利益，凡是敵對一派反對的另一派就一定擁護，凡是敵對一派擁護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對，弄得崇禎皇帝裏外不是人。至於是與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卻又是極其重要的。那時，一個主張提出來，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確與否。而怎樣才能解決實際問題，很少有人會真正關心。比如，崇禎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陝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試圖與關外的滿族政權議和。這本來是件無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卻是不正確的。因為，“東虜”與大明朝在政治上向來是不對等的;議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蠻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關於議和的事，崇禎皇帝只敢暗地裏與少數閣臣和親信太監在非常祕密的狀態下進行;祕密一旦泄漏，則必須由參預此事的大臣來承擔“欺君之罪”，以保證皇帝本人政治正確，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議。

崇禎皇帝本人對臣下諫阻“議和”也非常討厭，認為把這樣的措辭強加於自己，不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東虜，貶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靈通的大臣上書反對“議和”，崇禎皇帝就會十分惱怒。他認為與東虜不是議和，而是“撫議”，符合“柔遠能邇”的古義，也顯示了朝廷對關外滿族的政治優勢。至於“撫議”些什麼，崇禎皇帝既不願割地，也不願賠款，幻想着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一廂情願得讓人絕倒。結果，偷偷摸摸的“撫議”，始終“撫”不出個結果，明朝因此不能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義軍奄奄一息，又眼看它們死灰復燃。另一方面，崇禎皇帝既然意在“撫議”，對堅持要與滿族軍隊作戰的官員也就非常反感，覺得這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並且疑心他們一定是在效忠朋黨。於是乎這些主張與滿族作戰的官員不免處處受到掣肘，要麼是戰死，要麼就是因戰敗而被處死。這使得那些本來就不準備為朝廷盡忠的將軍，在面對強敵時變得更加貪生怕死。

崇禎皇帝面臨的另外一個無奈，就是軍費的入不敷出。明朝的軍國用度浩繁，百姓承受賦税的能力，在崇禎時期也已達到了極點。然而，無論剿匪，還是抵抗滿族入侵，都需要不斷地增加軍費。為此，崇禎皇帝不得不寄望於皇親國戚能帶頭捐獻銀兩，幫助國家渡過難關。令他氣憤的是，那些承平時享盡了皇家恩澤的朝廷親貴，竟然都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到極點，他們寧可與自家的窖藏金銀同生共死，也不願為大明皇朝的生存貢獻財寶。無論皇帝再怎麼稱孤道寡，再怎麼曉以大義，都於事無補。可見，家天下雖然有家天下的好處，但當人們效忠皇帝的心沒有了，心裏便再也容不下這個國家和天下。令人遺憾的是，姚雪垠先生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竟忽略了那時明朝內帑裏還存放着幾千萬兩白銀和大量黃金;而臣下也一再要求動用內帑儲積，但崇禎皇帝就是不予理睬。可見，崇禎皇帝同樣是個要錢不要命、不要江山的主兒;而那些不肯捐獻銀兩的皇親國戚，確實也有些講不出口卻説得通的道理。明朝皇帝對臣下請求動用內帑貯銀，向來抱有敵意。萬曆的時候，朝廷還曾下令，大臣不得向皇帝請求動用內帑儲積。姚雪垠先生只寫明朝皇親國戚的守財奴形象，而隱去了崇禎皇帝本人的守財奴形象，其實忽略了明朝歷史的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即當“家國一體”走到了極端，皇帝本人其實也是有家而無國無天下的。

大順起義軍死灰復燃而演為燎原之勢，很快便攻陷了河南，然後向西奪取西安，之後便將進攻的矛頭直指北京。眼看着李自成就要兵臨城下，崇禎皇帝卻對天下人心失去了起碼的感應能力，只是幻想着軍事上能有奇蹟發生。他的這種幻想，總是以一廂情願的“如果”開始。而隨着幻想一次次的破滅，崇禎皇帝還是看不出自己眾叛親離的絕境。以至於唯一能使他死裏逃生並重整旗鼓的遷都江南，崇禎皇帝就是走不出這一步。

説到遷都，又是明朝的一段痛史。明朝建都南京，朱元璋一直認為，歷史上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很短命，幾次動了遷都西安或開封的念頭。但遷都西安後水陸運輸要耗費大量民力，開封又是“四戰之地”，所以朱元璋最終還是決定留在南京，並在家鄉安徽鳳陽興建中都，作為調劑南北的樞紐。然而，明成祖奪取帝位後，就定下了以“燕邸”為北京的基本國策。為此，明朝大建北京城，疏通南北運河，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問題在於，蒙元雖然被逐回了大草原，可政治和軍事上仍保有相當強的實力;朱棣遷都北京，使首都“孤懸絕北”，等於將蒙古的軍事威脅放大了數倍。遷都之後，無論是北京城，還是北部和西北部邊境，一切軍國用度的成本都成倍地增長。所以，仁、宣之際，曾一度計劃回遷南京。不巧的是，當時的南京正處於非常頻繁的地震之中，從洪熙元年到宣德五年的六年之中震了五六十次，遷都的計劃當然只得放棄。英宗兵敗土木堡，蒙古瓦剌部兵臨北京城下，於是遷都南京的輿論又起。惟瓦剌大兵壓境，南遷走水路已無可能，走陸路則必為蒙古鐵騎所追擊，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於謙率領下固守北京，以待天下勤王。于謙在太監金英的支持下，誓言再有建議南遷者殺無赦。從此，遷都就成為明朝議政的禁區。

“神京北峙，而財賦全仰於東南之漕”，“江南之民命竭於輸挽，大府之金錢靡於河道”。講的是明朝遷都北京後，為通漕而耗盡國家的財政收入，以及財政上挹東南而注西北的情況。另一方面，那時無論是京師，還是邊境的物資和徭役需求，也不免就地加強徵發，以至於明朝北部和西北部，“丁(壯勞力)丁著役，年年當差”，留下他們的妻兒在家種地繳税。自古以來，明朝的北部和西北部的農業一直唯水利是賴。綿延不絕的黃土，從華北高原一直覆蓋到東邊的大海，其土質有着天然的肥力和良好的吸水性，只要有適當灌溉，即便一二年不施肥，也會有較好的收成。但是，經過唐末、五代，乃至金、元接二連三的戰爭破壞，這一地區的水利普遍廢弛。由於自然地理和黃土土質的原因，這裏的土地經過墾耕，如果沒有水利排灌，必定是“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雨水適中的年份則少之又少。但是，壯勞力盡被徵發，興修水利就只能是紙上談兵。有明一代，這裏的人們甚至已經忘掉了還有水利這麼一回事，農業生產年復一年地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大片的土地荒着也沒有人願意耕種。説到底，京師不南遷，明朝北部和西北部的社會生產就難以恢復，而東南地區承受的重賦也不能減輕，整個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就不會有轉圜的餘地。可惜的是，遷都之議既已成為政治上的禁區，明朝就只能守着北京，先後面對蒙古、滿族的嚴重軍事威脅，耗盡天下的人力和物力，成天擔心着的就是亡國。崇禎年間，山、陝和河南地區的連年大旱，造成了大量饑民，使得李自成起義軍獲得了大量兵源，從而形成推翻明朝的巨大力量。

崇禎皇帝並不是沒有想到遷都南京是一條出路。但歷史形成的慣性，卻讓他覺得這並不是一件理直氣壯的事情。那些敢於公開建議皇帝遷都南京的大臣，在朝廷上遭到那些堅持政治正確的官僚的抵制。這些反對遷都的人，似乎是被當年瓦剌兵臨北京之際的于謙、金英等人附了體，慷慨激昂、義正辭嚴地重複着那些國家根本重地不可移易的老調，但他們真正惦記於心的，卻是他們的田產和宅院不能隨他們南遷;帶着大量金銀財寶和其他浮財南遷不僅露富，沿途也難免遭到兵匪的打劫。對於這些人各自心中的“小九九”，崇禎皇帝不會看不透，卻也無可奈何。也有大臣折衷地提出，讓皇太子先去南京，一旦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半壁江山。但這樣的“折衷”，崇禎皇帝卻無論如何接受不了。皇帝或者擔心自己到時候會像唐玄宗那樣，被太子遙尊為“太上皇”;或者擔心自己會像徽、欽二宗那樣，免不了從此把大好江山讓給了同姓的其他子孫;或者擔心皇太子日後竟成他人之傀儡。這些歷史的教訓，啟示了南遷可能遇到的種種風險，使崇禎皇帝乾脆放棄了南遷的念頭。他仍舊沉湎於“如果”怎樣，幻想奇蹟的出現。這使他對固守北京，又有了些希望。此時，崇禎皇帝已失去了理智，以至於皇后提醒他“我們在江南還有一個家”時，他竟厭惡和警惕起后妃、外戚的“干政”。

總之，崇禎皇帝的心態，早已完全不正常了。因為對朋黨的猜忌，他把一切逆耳忠言，都看作是出於不可告人的私心;而因為害怕風險，明明已身處絕境，他也決不敢去冒哪怕是些微的風險，而一定要求萬全之策。他總是向二祖列宗祈禱，覺得自己沒有做過對不起祖宗的事，希望祖宗保佑自己不遭天譴。平心而論，明朝亡國的原因，是早在萬曆年間都已齊備了的。萬曆以後明朝國祚的延續，都是上天的眷顧，但崇禎皇帝卻抓不住機會。按照黃仁宇先生的説法，明朝在萬曆十五年之後，因為“世間已無張居正”，已是頹勢畢露。首先，首輔申時行為彌合文官集團之間因黨爭而造成分裂的努力失敗了;由此，他企圖消除萬曆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不信任的努力也一概歸於無效;明朝在政治上從此陷入了越來越白熱化的黨爭和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對立。其次，因為黨爭，像戚繼光這樣在張居正執政時得到重用的人在政治上的失勢，也意味着明朝重振武備的努力的失敗。再其次，海瑞這樣的模範官僚，被視為迂腐的典型，僅僅擺在官場上做樣子;李贄這樣有新思想的人又被視為異端，為道德所不容，最終無可奈何地在獄中自殺;朝廷上所有的爭論，也都以道德為名，成為朋黨之間互相攻擊傾軋的武器，成為一場“道德的災變”。那時候，張居正改革的惟一遺產，就是對全國田畝的清丈，大致做到了對天下田畝的“履畝而税”;由此，明朝的賦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整頓，賦税徵收總體上比較平均了，國家始能通過大範圍的平均起税來解決財政危機。問題在於，賦税徵收基礎的擴大，如果僅僅是方便增税，只能刺激國家對社會的壓榨不斷強化;而自以為府庫充裕，一切問題就都不是問題，只能是弊上加弊。這樣幾十年得過且過地下來，從萬曆末年開始，無論是東北方面的滿族入侵，還是西北方面的饑民造反，對明朝的統治階層而言，就是徵了遼餉征剿餉，徵了剿餉再徵練餉。這些累年加徵的總和，最多時一年竟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兩白銀。這都是正賦之外的額外加徵，對山西、陝西、河南地方連年大旱下的農民，除了逼他們起來造反，大概也沒有什麼其他可能求活的路了。

明亡的教訓有很多，對崇禎皇帝而言，歷史上這樣的教訓也都是刻骨銘心的。但他怎樣接受歷史的教訓，也是受到歷史侷限的。就當時的形勢而言，未必沒有“事在人為”的餘地。但崇禎皇帝念茲在茲的是要一個“萬全之策”，害怕風險，絕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結果只能坐等亡國。姚雪垠先生是文學家，他所講的故事雖説有許多的虛構，但他顯然非常熟悉明末的史實，所以他把這樣的故事講得非常生動，故事的性質也是真實的。該書序者田永清在讀完《崇禎皇帝》後，講到李自成的兵敗北京時，不禁想起毛澤東“絕不做李自成”的話頭。但他説，他心中更由遠而近地響起：“切勿學朱由檢！”這兩種聲音，其實是異曲同工的。歷史是可供人反覆嚼味的。從《李自成》中輯出三卷《崇禎皇帝》，可謂是苦心孤詣。也許，還確實值得回頭去讀讀《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