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於直言的東吳重臣張昭
張昭在東吳羣臣中,言辭亢直且有威儀,又是聲望素著。早年,在家鄉彭城(今江蘇徐州),博覽羣書,精於《左氏春秋》,曾被州中陳琳稱奇,陶謙曾舉他為茂才(秀才),因不仕被拘禁,後被好友營救,時值戰亂迭起,避難江東。
當時正值孫策江東作戰,發現張昭是人才,聘用他為長史(幕僚級官員,又稱別駕)、撫軍中郎將,文武諸事均予委任。孫策曾升堂拜母,可見對張昭倚重。建安五年(200年),孫策病重時,曾將孫權託付於他,甚至説“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又一次突顯出張昭的地位。
五月,孫策病故,孫權哀痛之際,張昭卻説“況今奸宄竟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並要孫權易服,親扶上馬,巡視諸軍。張昭的帶頭,對穩定大局與孫權的威望,起到關鍵性地作用。
張昭在孫權執政時間,前後達三十七年,據《三國志•;張昭傳》記載,他從政期間,主要概括有四個方面。
第一,規勸孫權行為,張昭比孫權大二十五歲,又負有孫策囑託,出語嚴厲,規勸中頗帶教導,本傳中記有兩件事:一是孫權愛好狩獵,一次在射虎時,猛虎撲至馬前,孫權奮力博擊。張昭對他這種魯莽行為很擔心,事後嚴肅地説,“夫為人君者,謂能駕馭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孫權連忙向張昭認錯説“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從此再狩獵時,孫權引以為戒。還有,孫權在武昌(今湖北鄂州)釣台,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以至潑水灑向羣下,並説:“今日酣飲,惟醉墮台中,乃當止耳。”張昭正顏避席,孫權叫回張昭説,“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張昭卻説“昔紂為糟丘(指釀酒處)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孫權頓覺醒悟,因此罷酒。
第二,維護孫權的威嚴,張昭常常據理辯爭,切中要害。魏黃八年級年(221年)十一月,曹丕派使者邢貞封孫權為吳王,邢貞入宮門不下車,顯示大國之威。這時張昭凌言相對:“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張昭的針鋒相對,邢貞隨即下車,拜張昭為綏遠將軍。
魏青龍元年(233年)二月,遼東公孫淵,背魏歸降東吳,孫權封他為燕王,並準備派張彌、許晏攜重禮,去遼東見公孫淵。此時,張昭進言説“淵背魏拒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志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為此,孫權感到丟面子,以至手握刀柄説,“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計。”張昭以太后託孤之囑,提醒孫權。事後,仍未能阻止他派遣使者,為此,引出張昭“屯門”稱病不朝。十二月,公孫淵果然投魏,並殺張、許二人,孫權這才向張昭認錯。
第三,張昭治內的才幹,在輔佐孫權期間,據裴松之引證的《吳書》記載,“及昭輔權,餒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賊起,昭討平之。”裴注這條雖然簡略,可見張昭從治理百姓着手,到領幕府事足食足兵,足見他負有全局的重任。僅裴注這一條,比其本傳其他諸事,尤顯得重要,張昭在東吳的作用,可見一斑。
第四,關於在赤壁戰前的主降一節,也是他敏感之處。張昭本傳引裴注,他的當初主張是,“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張昭的這個作法,明顯是修正了孫策臨終所囑:“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而孫權當初所報有的,“孤承父兄之業,思有桓文之功。”很可能就受到張昭的影響。張昭對魯肅先鼎足江東,觀天下之釁,而後據長江所極,建立帝王之業,並不熱衷,並一直認為魯肅年少粗疏不可用。
建安十三年(219年)八月,曹操兵不血刃佔據荊州,大軍壓境,東吳內部的主降派非常活躍。據《三國志•;周瑜傳》記載,議者鹹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證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淹有其地,劉表治水軍,孟衝鬥艦,乃以千數,操悉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還有,曹操十月致書孫權“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餘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矛頭顯然是指向劉備。這也給主降派一種僥倖的錯覺,他們以為勸降孫權,吳地就會化干戈為玉帛。這樣,包括張昭一批人的這些議者,當時已形成主降思潮。以張昭的身份,自然在主降上,難辭其咎。
張昭主降,分析其中的原因應該是,對曹操駕空帝權自成體系,看不深透;對孫權採納的魯肅建議,自立一方持有懷疑。當時由於曹操弄權,諸侯擁兵擴張,天下已成逐鹿之勢,這正是亂世之像,張昭一廂情願地以常理出發,“上藩漢室,下保民物”事實上已行不通。亂世法則,就是訴諸武力相互吞併,很難有自保的道路。張昭以他的想當然,末免是書生氣!這也許與他讀書多,不注重實踐有關。在強敵壓境,張昭以畏懼而妥協,主降是不奇怪的。
赤壁之戰,挫敗了不可一世的曹操,這對張昭的主降派,也是當頭一棒,張昭在震撼之餘,必有所悟。而孫權對張昭也並非因此而輕視,不久孫權攻合肥,同時命事張昭征討匡琦,接着又用他督領諸將,攻破豫章(今江西南昌)的率周鳳等,表明了孫權的態度。
還有,有關張昭主降一事,在其本傳正文中不見記載,只有裴注引證《江表傳》中,孫權稱帝后大宴羣臣時,頗似調侃地説,“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也説明主次問題。至於説,後來兩次提名他為丞相人選,孫權不同意,主要還如孫權所説“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可見與張昭議事,他的嚴肅神態,讓孫權感到不自在。
在《三國演義》中,對張昭的主降,卻宣染成入木三分,明顯地矮化了張昭。演義第四十三回、四十四回,是張昭鼓吹主降的重頭戲,從諸葛亮舌戰羣儒(歷史上不存在這一場景)前後,到張昭急於説服周瑜,已將他的投降意圖,瞄繪得淋漓盡致。歷史上議者所云,到演義中成了張昭的獨白。而哪些議者反為陪襯,演義在刻畫典型人物上,張昭是藝術形象的成功。但在歷史上,張昭卻被小説的嫁接與剪裁,改變了不少的真實。
總結張昭的四點,將他的一念之差,與其多年中政績相比,應該説正面作用是明顯的,張昭在東吳,依然是一名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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