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王安石變法失敗遭嘲弄 宋史稱其“虎頭牛耳”
司馬光與王安石本是惺惺相惜的知交,但經過變法,兩人反目成仇。他倆曾在宋神宗面前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辯,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困難,入不敷出,是因為缺乏理財之道和善於理財之人。司馬光則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國家的職責就是更加科學合理地分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他責備王安石所謂理財,不過是苛斂民財、與民爭利罷了。他們的矛盾焦點在於一個“利”字。所以,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一書中,就用調侃的語調講了一個故事,説身為宰相的王安石好言利,一次,有人向王安石獻計説:“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來造田,當一本萬利。”王安石一聽,眼睛賊亮,興奮地問道:“那放掉的水,何處可容呢?”有人接口説:“在梁山泊的旁邊,再掘一個八百里泊,就可容了。”在場之人,無不笑倒。司馬光借這個故事,把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性格大大譏諷了一番。
北宋魏泰在《東軒筆錄》中記載了一個段子。王安石任宰相期間,每當生日,那些部下紛紛獻詩,僧人道士則頌“功德疏”,競相祝賀。光祿卿鞏申別出心裁,以“放生”的方式為王安石祝壽,他用大籠子裝來許多鴿子,然後一隻一隻地放生,每放一隻,他都恭恭敬敬地磕頭禱告説:“願公一百二十歲”。如此反覆,極盡巴結之能事。湊巧的是,當時有一守邊將軍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侍從官)竟然割股肉進獻,以至遠近駭笑。有好事者以這兩件事做了一副對聯:“虞候為縣君(古代婦人封號)割股,大卿為丞相放生。”無獨有偶,南宋李壁在《荊公詩注》中也記載了一個段子。王安石的兒子王霧,才華橫溢,志存高遠,20歲前就已著書數萬言。國子監官員範鏜為討好宰相,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週公。”把他們父子的才學喻為孔子,能力喻為周公。王安石看後特別高興,竟大言不慚地説:“此人知我父子!”
文人喜歡渲染,愛之慾其生,惡之慾其死,常常言過其實。不過,仔細觀察王安石的為政、為文、為人,他雖然生活中不拘小節,言語間好發高論,改革上大刀闊斧,選人用人上獨斷專行,的確有常人不能理解與容忍的一面,但説他陶醉於阿諛之詞,狂妄到是非不分,這不符合實情。所以,這些段子和故事,頗有杜撰之嫌。那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反對王安石呢?性格使然。王安石在官場摸爬滾打數十載,深諳王道而不通權變,深知民弊而不懂“官箴”。變法乃是一種利益的重新調整,必然傷筋動骨,必然觸動既得利益,他急於事功而又不能因勢利導,終於犯了眾怒。士大夫不乏對祖宗的孝順和國家的忠誠,但侵犯了誰都會刺蝟般反戈一擊,編段子、傳謠言不過是他們千萬手段中的一個罷了。
當然,也有例外,像黃庭堅,雖然反對王安石變法,並因此而遭到貶謫,但他對王安石本人卻既欣賞又敬佩。他曾在《跋王荊公禪簡》中説:“餘嘗熟觀其(王安石)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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