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開疆拓土的宋仁宗:為何被後人尊為千古仁君?
宋代有個制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意思是國家的事無論大小,都要經過以宰相、御史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統的討論,皇帝不能獨斷專行。宋仁宗一直敬畏着這種法度。仁宗很喜歡張貴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想做宣徽使(類似於皇家總管),張貴妃給仁宗吹吹枕邊風。仁宗本來就是個糯米糰子,很好講話,立即滿口答應。可仁宗的決定在“廷議”(類似於內閣部長會議)時沒有通過。過了段時間,張貴妃故態復萌,仁宗也再次答應。那天臨上朝,張貴妃送皇帝到殿上,撫着他的背説:“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説:“得!得!”果然下聖旨任命張堯佐做宣徽使,誰知包拯堅決反對,説這個動議不是早就否決了嗎?皇上您怎麼可能推倒前議?“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最後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內廷,張貴妃前來拜謝,皇帝舉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宋仁宗看重自守之道,與其性格比較懦弱有關。仁宗是真宗第六子,從小長在深宮,沒有經歷過太多的世面,加上真宗前面的兒子大都夭折,對這個兒子看得特別重,非常溺愛,宋仁宗自小比較老實。不過,最重要的還在於宋仁宗對國家前途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責任感。在仁宗看來,個人的一些事能否辦成不是特別要緊,真正要緊的是不能辦錯天下大事,讓國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説:“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台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南宋陳亮《中興論》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某次,有人勸宋仁宗獨斷專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台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這兩段話的意思其實差不多,都是説皇帝辦錯事比較難改,臣下辦錯事相對易改,還是講“憲度”、尊重“廷議”制度為佳。
皇帝有兩種,一種是自己極有作為,讓一個時代打上了個人的鮮明印記,這是雄才大略型的,比如漢武帝、唐太宗、康熙帝等等;一種是像宋仁宗這樣,自己沒有多少作為,卻講究自守之道,放手發動別人去作為,結果,皇帝也當得像模像樣。仁宗朝,北宋的經濟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史家將其稱為“仁宗盛治”。仁宗駕崩時,“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錢哭於大內之前”。消息傳到洛陽,市民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使整個城市“天日無光”。訃告送至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拉着來使的手大哭説:“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還説要為宋仁宗設“衣冠冢”,足以説明宋仁宗在當時的威望之高。
宋仁宗的自守,不是無能,在某種意義上,它暗合了古人所説的“無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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