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起因大曝光 只因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在其他城市相继沦丧后,长沙乃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唯一屏障,一旦长沙被攻陷,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被动情况下。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并最终引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也称“长衡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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