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为何万年竟如此堕落?
唐太宗李世民始终是皇帝中的楷模,重用贤才,广施仁政,尤为著名的是善于纳谏——这种“从谏如流”的品质。现代高官都不容易具备,何况“家天下”的封建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已成为千秋功业的代名词。
李世民,在史册里就是光辉灿烂的“正面形象”。“贞观之治”的强大、繁盛,有口皆碑,有目共睹。可惜,但凡血肉之躯,都有难以逾越的局限性。晚年的李世民一点一点“变坏”了,肉眼凡胎的生物性暴露无疑。
一、堵上耳朵,踹开诤臣,拎着鞭子办事儿
《新唐书》《旧唐书》都记载了文德皇后长孙氏,曾怎样拐弯抹角地哄骗盛怒之下的李世民。因为魏征多嘴多舌,处处制肘,皇帝感到不舒服。甚至在背地里恼羞成怒,一边骂街,一边动了杀机。若非乖巧的文德皇后拽出“明君贤相”的“高帽儿”来拍马屁。恐怕魏征早就做了刀下鬼了。由此看来,李世民并非心甘情愿地“纳谏”。骨子里却满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货色。
常说“屁股决定意识”——有什么地位,就是什么脾气。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的兽性。皇帝主宰世间升沉。他们才不愿意找几个自以为是、指手画脚的“干爹”供着呢。李世民身边能够直言的大臣不下三十多名,尤其是魏征。先后写了十多万字的意见书,涉及事务多达两百多件。即便如此,仍不免热脸贴上冷屁股,魏征明显地觉察到,皇帝变了,“渐恶直言”。
贞观十二年三月,李世民亲御两仪殿,魏征毫不客气地说。“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这些话,李世民根本就听不进去,他变本加厉地以我为中心。他一意孤行,建飞山宫,刚开始就警告群臣:“若不为此,不便我身。”并且为自己狡辩道:“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翻译过来,无非是说,老百姓都是贱骨头,应该给老子当牛做马。这简直是强盗逻辑,明摆着,叫满朝文武乖乖地闭嘴。
谏臣刘洎官拜门下省侍中。贞观十九年,李世民怀疑刘洎背后褒贬自己。便抓了个“谋执朝衡”的罪名,逼刘洎自杀了。
二、大兴土木,穷奢极欲,自己都觉得过分
最耗费民脂民膏的无非两件事:一是大型土木工程,二是连年战争。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倾举国之力征讨,也没什么不合适。但是,大兴土木,只为一人声色犬马,就属于贪暴行为了。李世民恰恰乐此不疲。他亲自抓基建,在长安、洛阳等地,营造规模宏大的宫殿。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四月,李世民嫌京城闷热,便在临潼骊山顶上修筑了翠微宫。三个月之后,又指责宫室小气,辱没了大唐威仪,便重修了玉华宫。一句话,耗费白银数以亿计。位于东都的“洛阳宫”本是隋炀帝吃喝玩乐的地方。李世民遂接管过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连同“飞山宫”在内的庞大建筑群,豪华气派,极尽奢靡。整座工程,都是黄金白银乃至能工巧匠的生命堆起来的。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下诏,明令太子所用之物,其他部门不得限制。口子一开,鼎铛玉石,暴殄天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上限消费,怎么能不浪费呢?这些讨人嫌的烂事儿,连李世民自己都觉得过分。
648年,即其临终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十二篇。其中明确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
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是而法之。”显然,皇帝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本人可以倒行逆施,对儿子就要说实话了。他希望李治,不要效仿自己,做个贤明的君主,必须有节制、有约束。
三、贪恋酒色,搜罗美女,连弟妹都不放过
醇酒妇人温柔乡——这些人生庸常的快乐,是历史伟人极少幸免的缺憾。李世民晚年,暴露出了形形色色的动物性,尤其对少女、美色贪得无厌。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年36岁的长孙皇后死了,李世民去了一根“贤内助”。当然,这只是伟大人物“灰色的一面”,并不防碍李世民的贤明、德政。也不会抹杀他的历史贡献。人,就是这样是是非非,一人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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