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怎么爆发的 邹容与《苏报》的关系?
邹容自日本游学返国后,来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曾参加张园的拒俄会议。他奋笔疾书,写成《革命军》,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章太炎看后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2],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因为之序而刻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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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以悲愤的心情,通俗的语言,抨击清政府的卖国罪行,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号召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
《革命军》的出版,《苏报》的介绍,章太炎《序》的刊布,皆在当时起了很大影响。
文章摘要
然而,此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的影响仍然存在。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欧榘甲也有些“摇于形势”。康有为遂于1902年写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文。前文对梁启超等的“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
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千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曰‘满汉不分,君臣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信件概况
这两封公开信,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主张“皇上复辟,即定宪法,变新政而自强”,完全是高倡复辟,压制革命的文字,章太炎看到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信件意义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从清朝的封建统治和种族迫害说到革命的必要,对改良派的理论严加批驳。改良派以“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为“治法之极则”,章太炎申斥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合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改良派企图以流血牺牲来恐吓人们,章太炎指出,欧、美的立宪,也不是“徒以口舌成之”,革命流血是不可避免和完全必要的;改良派美化光绪,章太炎指出,光绪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的赞成变法,只不过是“交通外人得其欢心”、“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改良派宣传天命论,章太炎指出:“《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改良派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有力地打击了改良派,提高了革命思想。
信件影响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在1901年所写《正仇满论》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并就康有为的《政见书》进行系统批判,大声疾呼,震动朝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以高压手段镇压。不久,章、邹被捕,《苏报》被封,“苏报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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