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何不肯重用海瑞?是为了打压海瑞吗
研究明史的人,对张居正不重用海瑞,常有一说法,认为是张居正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故拼命地打压海瑞。笔者以为这种观点,过于偏颇,是只看到一面而不顾其他。
在明代,张居正与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他们又同为明朝名臣,为何不能相互提携、相互支持、并在一道工作呢?其实,个中原因很复杂,并非仅是张居正心胸不够博大的缘故。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居正与海瑞尽管都名声显赫,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类人。张居正是权臣能臣,而海瑞是好官清官,不仅层次不同,也内涵不同。故他们二人只能说有相似的地方,却不是相同的官吏。因此,张居正不重用海瑞是有其内在“道理”的。
笔者认为,张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主要源于如下考量:
其一,张居正与海瑞的性格特点不同。
《明史》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 体貌挺拔,长须飘飘,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既帅气又傲气,使人可望而不可及,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一个让人看不透也说不尽的张居正。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张居正: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伟大与渺小,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多侧面性格,复杂的个性,恰如湖北人传说中的九头鸟,似鸭非鸭,遍身赤红,“九头皆鸣”,这九头既是神通广大的显示,也是多种声部的呈现。这多声部而又和谐的组成,体现了张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这段评价,指出张居正属于多面而复杂的性格之人,故我基本赞同,但若说他拒贿,恐怕有些不实,下面我们会进一步谈及,在此就不详述。
而海瑞的性格特点,《明史》有这样一段话:“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文中点出了海瑞的性格“峭直”,那就是说海瑞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从不委曲求全,从不谗言媚上。正是因为如此,张居正才尽管面对舆论高调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
其二,张居正与海瑞的处世原则不同。
张居正性格多面且复杂,就决定了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把握上很圆滑。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就是其圆滑性格的最好演绎。
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非一般人能达到。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当高拱成为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就不可能成为首辅时,张居正就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至此,张居正的为人处世不是显露无疑了吗?
海瑞却大不相同。他得意时如此,失意时也如此;他人前如此,人后也如此。就连他退休后,依然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民请命,是个响当当、硬挺挺的正人君子。譬如,对仗势抖威风的奸官,海瑞援引故例,抗颜不屈。他说:“台渴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大有周亚夫营前长揖不跪以迎天子的气概,大煞了御史的威风。再如,对仗父势横行的衙内,则惩子戒父,令他们哑子吃黄莲。胡宗宪的儿子依仗父势凌辱释吏,海瑞给以严惩后,还罚没数千金,并抢先驰告宗宪,假说惩办了诡称胡公子的花花太岁。胡宗宪只能吹须瞪眼,出声不得。这类事举不胜举。
这其中的不同,笔者认为,最最关键的是,他们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前者是一切为私心,凡事先替自己打算;后者则是克己奉公,死而后己。仅就这个不同,他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其三,张居正与海瑞的为官理念不同。
张居正虽然确实做了许多挽救明朝衰败的大事,但他也因此收获了许多荣誉、许多名利。他为官不得不说主要是媚上媚权,凡是可能损害和影响自己权力地位的事他坚决不做不为。故而,在对待海瑞是否可以重用的问题上,他并不害怕海瑞在政治上权势上超过自己,而是怕海瑞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之人,一旦进了权力中枢,不仅会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更可能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对自己极为不利,何况万一海瑞得到同情或支持,那就大大不妙了。
海瑞为官很少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考虑考量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利弊,而是尽可能为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着想,所以他在帝王昏庸、官吏贪腐的年代里,变得没有政界市场,没有仕途朋友,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无力、不堪一击的。换个角度看,海瑞却深受民众的爱戴,深受百姓的拥护。
这般完全不一致的为官实践,预示着张居正与海瑞根本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无法交汇,更不可能并肩。
其四,张居正与海瑞的追求境界不同。
前面,我们说了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样,他是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其实,他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很不怎样。张居正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至于说到他为官时是否清廉,可以讲: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否则,后来他被抄家时哪里会发现“巨额来源不明财产”?
海瑞为官一生,十分清廉。他迁淳安知县,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就连总督胡宗宪曾告诉别人说:“昨天听说海县令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二斤肉啊。”再看看海瑞的固定资产情况,他还是在退休后,才在海南买了一套并不很大的房产,供家人居住生活。有资料称,海瑞没有儿子。去世时,金都御史王用汲去照顾海瑞,只见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在封建社会里,竟有如此好官清官,实在难得。
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居正之所以不肯重用海瑞的理由,不是已经跃然纸上了吗?多余的话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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