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格林沁与郭嵩焘泼出的冷水 满清权贵思维僵化
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个人的勇武重塑了晚清八旗兵的雄风。但是,他为此也使中国付出更为惨烈的代价。1859年6月16日,英法军舰到达大沽口准备换约。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大沽海口北1 5 公里的北塘登陆, 进京换约; 并不准他们随带兵船武器上岸。
英法联军不遵守这样的规定。僧格林沁“实难容恕”英法的挑衅,对于护送两国公使的武装人员,“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又“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该夷不敢径越濠沟, 均向苇地藏伏, 暗施鸟枪。似此凶悍, 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 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 下抒民望”。亲王出了口鸟气! 此战击沉敌舰5只, 击伤6只, 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1578人,生擒2名;法军死伤14人。从未取得如此胜利的晚清将士和朝廷,对此自然是皆大欢喜。
但是,郭嵩焘对此次战役却大泼冷水。他忧心忡忡地认为,对于按约来京的英法联军,采取“诱击”的手段,并不名正言顺。他曾多次劝说僧格林沁慎重言战,说因为洋人的偶然失误而取得暂时的令人欣快的胜利,可能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郭嵩焘冷静旁观的声音,在当时是不可能为人理解的。连曾国藩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给郭嵩焘写信,称大沽口之战大快人心。
郭嵩焘后来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道:“僧亲王办理天津海防回京度岁,一日在朝房就询嵩焘:东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办理孰宜?答言捻匪腹心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后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驳斥,至于上说贴一十有七次。大致以为今时意在狙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为书数策,终不能用。”郭嵩焘坚持对外关系中要讲道理,而不是一味蛮干。这样清醒理性的声音,一介武夫僧亲王如何听得进去?他放胆高言道:“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不过,僧亲王很快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就追悔莫及。
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之间的观念纠葛,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课题。李鸿章在60年后临死前曾上折,再次提出是否应该死拼的问题。他说,中国的情况是:“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长篇大论。在此,我们是否可以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即:中国近代对外所有的冲突,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战与不战去评论,而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条件进行判断。一事一议,方为妥当。就拿郭嵩焘与僧格林沁在洋人换约问题上的矛盾而言,在避免一次更大的损失和招致更大的损失(假定这些损失因为力量的原因都是不可避免的)之间,选择前者应该是合理的。再者,国家大事,首在谈判,其后用兵。谈判是外交的核心,而中国非得要经历再次的重创才能学会谈判。但是,主张根据事物的是非曲直推行对外政策的郭嵩焘,则在中外复杂的对垒历史中实在显得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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