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十年 庚子之变的惨痛慈禧太后开始新政
1901年,也就是中国农历的辛丑年。这一年,如果按照西历的话,应该是二十世纪的头一年,听起来颇有万事待兴、朝气蓬勃之气象。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就在前一年的夏天,由于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慈禧太后也只好带着光绪皇帝狼狈的逃到了古都西安。当二十世纪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气。此刻的她,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北京谈判的结果。好在老臣李鸿章在洋人们中间斡旋,虽然最终赔了不少银子,但总算把这些外国兵给打发走了。慈禧太后闻讯后,叹了口气,虽然有些伤感,但也算是心定了点---终于可以回銮了。
老太后逃出北京后,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再难慈禧太后也得继续当下去,她也不想这大清的宗庙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于是乎,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当然也不乏讨好洋大人们之意),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出人意料的打出一张“新政”牌。
这道变法的上谕是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中大谈变法经,什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又是“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随后,谕旨又批评了洋务运动,“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谕旨中明确表态,说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最后,朝廷下发任务,“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并要求以两个月为期限,“详悉条议以闻”。
众所周知的是,慈禧在三年前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慈禧太后想到这一点也颇为尴尬,虽然她事实上是接过了维新派的变法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便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是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闹得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威信,这大清哪还不早东南互保、西北独立,支离破碎了?如今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的话是吃不开了。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年已经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妇了,但当时脑筋还过得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府不断的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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