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党首顾宪成 贬官让其萌生回乡讲学的想法
万历十五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当年的“京察”,加剧了因国本之争引发的君臣关系紧张,以及文臣之间的门户争斗。后来兴办东林书院、成为士人意见领袖的顾宪成这一年浮出水面。
所谓京察,是明朝对在京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京官六年一考察,逢巳、亥年进行,京外官员三年一考察,万历十五年的京察史称“丁亥大计”。考察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主持。五品以下由有司考察,不称职的降罚有差;四品以上的自己述职,去留由圣意决定。这当然是项好制度,至今对干部的考察仍然如此,但好的制度在帝制时代的人治环境下,很容易变味,最后演变成各派系互相攻击互相揭短、有权者报复政敌的把戏。
顾宪成是无锡人,在一个亦商亦农的小康之家长大,兄弟中行三。万历四年二十七岁时中应天乡试第一名,也就是俗称的“解元”,万历八年中二甲第二名进士,授户部主事。不久,他请了三年家回乡奉养老母,直到十四年下半年才假满回朝,升任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做到了副司长,这个司分管的是官员的勋级,人事档案以及因丧守制等事务,虽不如文选司权力大,但也很重要。尽管当时顾宪成文名已满天下,但在政坛上还没多大的动静。
这年二月,京察开始,都察院左都御史将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的名单中,京察“拾遗”指的是原来的考核有遗漏,不准确,让专司监察的科道官再议。显然,这是不给何尚书的面子。大凡工部尚书,必须要搞好和内宫太监的关系,因为工部主管工程建设,而宫内的建设项目是最多了,往往是工部官员和宫内管工程的太监一起勾结分肥。何尚书和大太监张诚很铁,张诚替何尚书运作,给事中陈与郊在授意下,上书将何起鸣和主持京察的辛自修放在一起评论,实际上是攻击辛而替何开脱,辛自修被攻击后托病辞官。御史高维嵩等人气不过,上疏弹劾何起鸣。正好万历帝听信了张诚的话,相信何起鸣怀疑辛自修,便责备高维嵩,说“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辄纷纷排击。”将高等人调出京外,一些官员又立刻上疏为高御史抱不平,遭到处罚。
顾宪成的上疏应当说是立场比较公允的,他主张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各务自反”,即每个人都反省,大家来找找自己的毛病。可万历帝看完大为生气,要求内阁拟票重重处理顾宪成和一起上疏为高维嵩鸣冤的王德新。首辅申时行开始还想和稀泥,票拟为罚俸——扣发薪水。万历帝认为处罚太轻,亲自起草处理意见,顾宪成被连降三级,贬为桂阳判官。
顾宪成曾经碰到同乡、内阁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出自己的疑惑:“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顾的回答是:“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两人都看到了朝廷和民间意见的尖锐对立,但顾宪成认为责任在上面,是朝廷罔顾民意,和民间满拧。
这次贬官只是顾的一次挫折,几年后他又回到吏部担任要职。七年后他彻底得罪了皇帝,削职回家,完全淡出了政坛,一心一意讲学,成为东林士人的领袖,用舆论的力量影响朝政。此乃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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