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扩招”与“殿试” 为笼络文人防造反而设
戏说历史总会不经意间让人中毒,潜移默化其思维方式,现代许多文人非常向往宋代,或多或少就是受“戏说”影响。拿宋代科举屡次“扩招”来说,现代人想得太好:其一,政府求贤若渴;其二,同情并理解读书人。所以不仅“扩招”,还推出“特奏名”等取才机制。
果真如此?南宋合肥人王栐史料笔记《燕翼诒谋录》卷一开篇“进士特奏”条就说得清清楚楚:“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故宋太祖赵匡胤初登宝座,就“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颁布诏书,特奏贡士(科考落第者)马浦等106人,各赐本科出身。由此,“屡考不中者也可得到功名、享受国家俸禄”的“特奏制”成了宋朝的国策,一直延续至南宋。
不仅如此,宋太祖还推行“堂吏用士人”制度,他以过去“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为由,于开宝四年(971年)“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并将此策作为“开基立国之宏规”。这样一来“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不断扩招,虽造成公务员队伍臃肿、效率低下,加重了财政负担,但也有效地防范了“黄巢式”的落第秀才造反作乱。王栐对此国策大加点赞:“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中国而起于夷狄,难道这不是统治天下的良策。”
与此同时,赵匡胤及宋王朝历代最高统治者还发扬光大了武则天发明的“殿试”,以进一步安抚和笼络读书人。据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开宝六年(973年),翰林学士李昉主持科考,录取了38名考生,赵匡胤在召对这些考生时,发现有两个考生资质太差而予以淘汰,其中一个叫武济川的人正好是李昉的同乡,这就引起了宋太祖的怀疑。而当时落第考生徐士廉等又击鼓控告李昉营私舞弊,希望能复试。于是宋太祖就令在落第的考生中选出195人,和已录取的38人一起殿试,结果已录取的38人中有10人落选。
王栐转录此事还予以点评:“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这句评论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晰,赵匡胤举行大规模殿试的目的就是,其一,做好人谁不会?要做的话,也应该由本天子做,天下读书人都知道是皇恩浩荡,自然会拥戴“赵家天下”;其二,以往考中的进士皆自投主考官或举荐人门下,结果出现了许多“小团伙”、“小圈子”和“小宗派”,实行殿试,可防止甚至杜绝了“团团伙伙”的出现。换个角度看,这样做可剪除“团伙”等上层势力对自己的威胁。
归根结底,宋代科考屡次“扩招”,并推出“特奏”、“堂吏士人”等一系列善待读书人的“重文轻武”政策,真正目的就是笼络读书人,防止他们带头鼓动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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