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篡改史书隐瞒何事 被斥“罪莫大焉”?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
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
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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