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到民国 中国如何从东方病夫变成东亚病夫
“东方病夫”即“东亚病夫”的别称,其他称谓尚有“远东病夫”、“亚洲病夫”、“亚东病夫”等,只是极少提及,与前二者不可相提并论。目前人们对“东亚病夫”多有关注,至于在近代颇为风行的“东方病夫”,则渐渐被“东亚病夫”所取代,湮没不闻。那么,“东方病夫”在近代的流行状况如何?它又是因何为“东亚病夫”所取代?
清末民初:“东方病夫”广泛存在
依据目前史料记载,较早提及中国是“病夫”的是1876年1月4日《申报》所述,中国“如土耳其国,早已素称病人”。至于“东方病夫”一词的正式使用,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是:1896年,英国《伦敦学校岁报》发表专文评述中日甲午战争,称:“夫中国--- 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该文于1896年10月17日由《字林西报》转载,11月1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转载了中文译文(梁启超翻译)。
之后“东方病夫”问题引发舆论界的较多关注。1901年《国民报》第3期载文《东方病人》,1903年《万国公报》第174期载文《东方病夫之伴侣》,同年秋陈天华撰文《警世钟》,1904年8月31日孙中山之文《支那问题真解》,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所载文以及诗人林栋诗《寄题刘聘臣明府耐庐》等,都提到中国是“东方病夫”。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一文中激情呐喊:“耻呀!耻呀!耻呀!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如今,由头等国降为第四等国呀?外国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
上述之外,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申报》在1905年2月25日,1906年2月20日、3月11日、9月20日,1907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4日,6次将“东方病夫”与中国关联起来。其中1906年3月11日《黄医士一百零五日尅烟纤丸浅近说》、1908年11月4日《铁世界》,乃药品广告,其影响可以想见。
到了民国时期,文献材料中亦多有“东方病夫”的记载。1912年《易俗伶学社缘起》一文,1915年5月《双星杂志》第3期刊登李涵秋的小说《爱国丐》,1916年9月1日《新青年》2卷1号发表陈独秀之文《新青年》,1924年3月9日瞿秋白在《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所发表《历史的工具--- 列宁》一文,1928年《图画京报》载文《怎样才能涤此“东方病夫”之诮》等,接连提及“东方病夫”。如《爱国女学校年刊》第1期上刊登该校文科三年级学生徐如玉之文《组织运动会之起因及今后应持之态度》,文章开头说:“我国弱国也,东方病夫之称,久已闻于全球”。“久已闻于全球”一语,道破了“东方病夫”广泛存在。再以《申报》为例,在1912-1931年间,提及“东方病夫”达83次。总之,清末民国时期“东方病夫”广为述及。
民国中后期:“东亚病夫”取代“东方病夫”
我们在看到“东方病夫”风行的同时,万不可忽视更为广泛存在的“东亚病夫”。以《申报》为例,提及“东亚病夫”共计311次,其中有20次指的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笔名“东亚病夫”),予以剔除,剩余291次。而《申报》提及“远东病夫”的只有10次,其他的还有“亚洲病夫”2次,“亚东病夫”1次。
总体来看,“东亚病夫”与“东方病夫”比之其他称谓,存在得更为广泛。单就二者而论,在1920年代末以前,准确地说,是以1927年为界,“东亚病夫”为39次,“东方病夫”则为48次,之后则天壤有别,“东亚病夫”远远超过了“东方病夫”。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化?这与土耳其及其凯末尔改革有关。西方最早称土耳其为“东方病夫”,1909年3月24日《申报》所载《论日土外交之起点》,《时兆月报》1919年第10期所载《东方病夫之问题》,均提及西方称土耳其为“东方病夫”,1942年出版的、法国人德比腊儿所著的《今世欧洲外交史》(下卷)述及“一八七五年之土耳其”时道:“东方病夫之土耳其,近顷益见危笃。”于此可知,“东方病夫”在近代,不仅仅指中国,也包括土耳其。不过,这种情形在1920年代发生了突变,起因在于凯末尔改革。
“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1923-1938年间担任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他力行改革,在各方面试图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现代,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目标。经过他的努力,土耳其摆脱了内部和外来的束缚,开始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凯末尔改革不仅提升了土耳其的国力,而且导致同为“东方病夫”的我国对之刮目相看,这可从《申报》中所载国人的认知中洞悉端倪。1930年7月14日《申报》载文《土耳其新文学》曰:“预料新字的施行,必然刷新土耳其东方病夫的颓习,为她的将来引出一条光明的坦道。”对土耳其的未来,可谓信心满满。
1935年4月9日《申报》载文《贺公使明日启程赴任昨晚招待报界话别》道:前不久列强还把土耳其看作病夫,欺凌他、剥削他还不够,千方百计的想分夺他的产业,欧战后,土耳其所处的地位,比我国今日还要危险十倍,但是经过数年奋斗和努力之后,气象一新,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列强分庭抗礼,列强对他,亦不得不另眼相看了。1938年11月12日《申报》载文《两个东亚的医师》,如是写道:在东亚有两个病夫,一是被称为“远东病夫”的中国,一是被称为“近东病夫”的土耳其。同时在东亚也出了两个医师,一是孙中山先生,他来医中国的病,不幸中途故世,只留着一张药方教他的门生继续调护;一是凯末尔,他来医土耳其的病,经过了他明快的手术,不但恢复了健康,而且转成了强壮!凯末尔经过几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新建设,使那被称为病夫的土耳其,成了一个现代式的新兴国家!
总之,凯末尔改革直接导致国人认为土耳其脱去了“东方病夫”的帽子,从而更多地以“东亚病夫”与中国相联系。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1920年代之前,“东亚”更多的是指东方亚洲,而非与西亚相对应的东部亚洲,今天我们理解的“东亚”是亚洲的局部,而在清末民初则是整个亚洲。1949年后,“东亚病夫”取代“东方病夫”,占据了统治地位。以《人民日报》为例,依据北京人民数据库全文检索统计,提及“东亚病夫”的有388条,而提及“东方病夫”的只有4条。总之,1949年后“东方病夫”几乎被遗忘,渐渐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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