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两大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为何未出席“一大”

1921年6月3日，一艘意大利轮船缓缓驶入上海黄浦江。一位大胡子的外国人，住进了外滩附近的大东旅社，他登记用的名字是中国化名“倪公卿”。这就是对中共建党极有关系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较马林略早几天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上海调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

不久，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李达及李汉俊秘密会面了。在听取了“二李”的报告后，马林建议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

据李达后来回忆：“6月初，马林(荷兰人)与尼克洛夫(俄人，即尼科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2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

马林拿出他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当时全国已有5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后来还有广州)，加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即中国留学生)，一共是7个地区。全国党员则一共有57名。

信款由李达寄出，各地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便及时开会选举代表。当时李大钊正公务繁忙，去不成上海，张国焘和刘仁静最后被推为代表。也许是机缘，张国焘便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对于此事，史界一直颇有争议。

张国焘自己回忆道：“北京支部应派2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刘仁静则曾作如下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2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一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人去出席‘一大’。”

在另一处，刘仁静这样做了分析：“在北京小组里，李大钊自然是公认的领导人。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由于他的威望、贡献，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李先生’;再加上他因学者名流身份，目标较大，不宜随便参加我们的活动。至少在我心中，李大钊与其说是我们的组织领导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思想领路人。这就是我们习惯于尊重他的意见，但在组织活动中却并不事事都去打扰他，而宁愿把他是否出面的问题留给他自己去决定。

“在北京小组里，张国焘是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会议的主持人，他又是小组的元老之一，我就是他发展入党的，所以在我心目中，他也是小组的负责人。

“在北京小组里，邓中夏和罗章龙是积极分子，在各项工作里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很强的工作能力，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他们是小组的骨干力量。

“我自己当时也算是比较积极的。不过我的积极性主要表现在热心钻研马克思主义上，那时张国焘就说我是书呆子，说我逢人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滔滔不绝。

“小组的成员还有高尚德即高君宇，他也是个热血青年，积极性高，但由于参加小组时间不长，在组内的影响还不大。另一个成员叫陈德荣，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还有一个叫李梅羹，是个很老实的人……

“当时小组的情况就是这样。按道理说，小组代表应该是小组的主要人物，不过在实际选举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起作用。

“我依稀记得那一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

“我记得会上没有选举李大钊。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钊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但这也符合当时我们的想法。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

对于德高望重的李大钊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世人都很关注。刘仁静又写道：“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他。”

中共另一主要创始人和思想灵魂、“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当时并不在上海(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广东)。他虽然也没有参加“一大”，却指定了包惠僧代表自己参加。此外，兴许，孤傲桀骜、目空一切的陈大教授，并没把这次会议看得何等的重要和崇高。

而罗章龙对于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之事有更为详细的回顾：“1921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陈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达10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为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然后才到上海的。”

少年中国学会是李大钊等人创建的一个进步革命团体。

刘仁静和罗章龙的回忆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说明，张国焘和刘仁静被推选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有着相当偶然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一)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党的成立大会，以致于主持教师索薪工作的李大钊连推选代表的小组会都没有参加;(二)其他的人工作离不开，不能去;(三)张国焘有可能当时已在上海，刘仁静则顺路要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

就这样，张国焘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而这也便成了他在以后的政治与革命生涯中一段不可多得的资历。中共建党元老的光荣历史，再加上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金字招牌，使他在10几年后的鄂豫皖苏区倍受人民敬仰，连骁将陈昌浩也因此极为信赖这位顶头上司。这真是一道神圣的、灿烂的光环！